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PPP模式合作行为演化博弈分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以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和农村居民为博弈主体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PPP模式合作行为演化博弈模型,运用Matlab软件分析了三方主体的初始意愿和政府规制对三方主体行为策略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规制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PPP模式合作博弈系统演化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政府对社会资本的补贴资助、投机罚金、合作奖励和政府对农村居民的参与奖励。(2)与提高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本的补贴资助力度和惩罚力度相比,提高地方政府的激励规制初始意愿更能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PPP项目的顺利落地实施。(3)农村居民参与PPP项目的初始意愿的提升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参与收益。最后,为促进PPP模式在农村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可持续改善提出相应建议。     

基于或有可换债的PPP项目资本证券化研究

PPP项目具有的“大而不倒”特性,致使其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不得不介入和对其进行救助。然而这种救助必然会扭曲PPP项目定价和加剧市场的不正当竞争。为对冲PPP项目资本短缺的风险及抑制项目“大而不倒”负面效应,建议社会资本方发行或有可换债(CEBs)。CEBs在可换债的基础上引入或有可转债的条款,使其具有危机救助功能和风险转移功能。且CEBs的发行不会增加项目运营公司的公司债务。只有当项目因资本短缺而陷入财务困境时,社会资本方可以通过CEBs转为项目特定收益权和债务减记的方式来增加可支配资本,以维持PPP项目正常运营。研究表明,CEBs通过类似保险的形式对冲项目的资本短缺的风险;为社会资本提供合理的退出机制;对冲政府的裸露头寸。     

PPP项目中非完全利益群体的合作形成机制研究

协调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利益分歧,进而实现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趋同,这是纾解PPP项目合作困境的切入点之一。基于合作博弈理论,本文构建PPP项目非完全利益群体的合作形成机制,分析政府与社会资本间“合作共赢”的必要因素。研究表明,由政府与社会资本组成的PPP项目非完全利益群体,可在“理性-效用转移-有效协商”机制的协同作用下主动采取最优合作策略。其中,理性机制验证了政府与社会资本达成合作意向的前提,效用转移机制可实现二者之间的风险-收益对等,有效协商机制将达成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帕累托均衡。     

基于演化博弈的PPP项目提前终止规避研究

PPP项目因融资风险提前终止会给政府、社会资本、公众造成巨大损失.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政府、社会资本、公众三方的演化博弈模型,确定当PPP项目面临融资风险时,影响各参与方决策的主要因素,并利用matlab对均衡点的稳定性进行仿真分析,最后结合PPP实践提出规避项目提前终止的建议。     

基于风险偏好和公平偏好的PPP项目政府补偿机制研究

本文在综合考虑社会资本风险偏好和公平偏好的基础上,构建了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风险偏好和公平偏好影响下PPP项目政府补偿机制的最优设计。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最优投资水平随风险规避度的增高而降低,随公平偏好程度的增高而增高;政府补偿机制的最优设计应是在考虑单期风险及公平溢价成本的基础上,估计单期期望运营收益的高低,进而协调年建设成本补偿及运营期补偿系数两者的相对关系,设计最优的年建设成本补偿和运营期补偿系数。     

基于社会资本风险偏好的PPP项目控制权配置

为有效激励或规制社会资本的合作行为,在分析PPP项目控制权配置问题时,考虑社会资本风险偏好进而构建有限理性期望效用函数,得出不同风险偏好组合下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动态调整原则。研究表明,在政府为风险中性的前提下,风险规避的社会资本的控制权比例有最低激励阈值且与其风险规避系数呈负增长关系,体现控制权在激励的环境下实现规制的作用;风险趋向的社会资本的控制权比例有最高规制阈值且与其风险趋向系数呈正增长关系,体现控制权在规制的环境下实现激励的作用;政府产出随社会资本的风险规避系数、控制权比例呈负增长,而随社会资本风险趋向系数呈正增长。最后通过数值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在不同风险偏好组合下社会资本的控制权份额对其合作行为的激励规制效应及其对政府产出的影响。     

高管个人特征对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问题一直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利用2006年到2017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个人特征如何对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结果表明,被激励高管的个人特征如高管年龄、任期、学历与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年龄越大、任期越久、学历越高、社会资本越丰富的高管,公司更倾向选择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男性高管越多的公司,越倾向选择股票期权激励模式,然而性别对其影响并不显著。本文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果丰富了股权激励相关理论,并为上市公司科学合理地选择股权激励模式提供参考。     

PPP项目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融资效率对比研究

目前PPP模式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但投资者的融资效率普遍不高。投资者融资效率低下严重影响PPP项目绩效,制约PPP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51家主营业务为PPP项目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为样本,运用DEA模型分别从整体、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之间对比分析双方融资效率的异同。结果显示参与PPP项目投资者的规模效率普遍不足,主营成本与股权集中度是导致融资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净资产收益率较低则是投资者不愿积极参与PPP项目的一个主要原因。对国企而言,优化企业对PPP项目的规模效率是提高融资效率的关键;而民企应注重优化和降低资产负债率,合理均衡地分配股权。因此,建议具有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优势的投资者通过组建联合体等方式参与PPP项目,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提高项目公司的整体效率。此外,也要针对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PPP项目的特点和对投资者的要求,有针对性地选择投资者,充分发挥国企资金实力雄厚和民企专业技术的优势,提高融资效率,助力PPP实践的可持续发展。     

PPP项目中政府补偿与社会资本投资运营决策研究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研究了政府部门补偿额度的大小对PPP项目中社会资本投资决策和运营决策的影响,通过将政府部门的补偿分为不同的等级,并结合实物期权理论建立模型求解出了不同等级下社会资本投资的临界值和退出的临界值。算例分析表明在考虑政府补偿的情形下,项目经营阶段社会资本退出的临界值远低于其经营成本,项目投资阶段社会资本投资的临界值严格大于其退出的临界值,并且随着政府补偿额度的增加,投资和退出的临界值严格递减。     

固定经营期下基于运行绩效的PPP项目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研究

本文研究PPP项目价格形成机制、补偿机制及其社会效率。首先,分析了招投标制度下固定经营期PPP项目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及其不足。其次,基于成本与运行绩效的PPP项目定价规制及可行性缺口补贴思想,建立模型分析实施机构可观察PPP项目服务成本时的定价水平和可行性缺口补贴标准;当实施机构无法准确掌握项目公司的运行成本时,通过制度设计诱导社会投资者上报真实的运行成本和运行绩效以获得最大净现值。分析表明,当PPP项目服务需求弹性较大同时有可行性缺口补贴政策时,政府进行价格规制时项目净现值高于不规制时的净现值。文章通过实例验证了成本信息是否可观察两种情形下PPP项目的服务价格水平、运行绩效、项目投资净现值及消费者剩余。为了避免PPP项目运行绩效下降和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应建立科学的监督激励机制,依据PPP项目服务成本与运行绩效的信息确定固定特许经营期下项目服务价格和可行性缺口补贴额度。     

企业资本预算中的风险补偿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在分权化企业的资本预算中，由于存在着分部管理者的道德风险与风险规避偏好，总部管理者必须对包含风险补偿的激励成本与激励努力带来的预期收益两者进行权衡。当努力导致的收益介于最优激励成本与风险规避偏好导致的次优激励成本之间时，风险补偿的存在将会导致总部管理者降低激励努力水平，从而减少了投资的期望收益，降低了资本的配置效率。     

基于管理效率的公私合作项目伙伴选择与激励机制

公私合作模式(PPP)进行公共项目建设有利于解决建设资金紧张以及政府在投资管理上的低效问题.目前用相关利益者理论把PPP模式作为社会博弈来研究,PPP模式相关的公共机构理论,PPP项目的政府监管与定价机制.针对公共项目在投资中期或运行期的公私合作伙伴选择和投资激励契约问题,在政府对项目已作了前期融资和了解的条件下,建立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投资契约及补贴模型.区分对称和非对称信息两种情形,就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才能使合作投资双方都能真实地表明他们的努力和管理水平信号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政府管理效率对合作投资契约的影响,为公共项目在投资中期或运行期实施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投资提供了决策依据.     

PPP项目国有企业隧道行为研究

PPP项目中, 国有企业时常利用控制权优势和信息不对称实施隧道行为, 加大了民营资本进入PPP项目的阻力, 损害了项目整体利益, 不利于PPP模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分析PPP项目中国企隧道行为表现形式和形成机理的基础上, 分别通过博弈论和投资组合模型构建了隧道行为实施条件和发生概率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国企实施隧道行为需具备基于控制权的先决条件, 挖掘成本相对项目利益的比重越大, 所需控制权越高; 而隧道行为的发生概率随着挖掘成本的降低和控制权的增加而增加。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对河北承德市双峰寺水库PPP项目进行案例分析, 验证了国企隧道行为实施条件和概率模型的可行性和适用性。最终, 分别从提高民企的谈判能力, 增加PPP项目信息透明度, 加强政府监管, 并使国企和项目整体产生利益协同四个方面提出隧道行为治理机制, 保障PPP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动态演化博弈分析的投贷联动创新机制研究

通过一个包含股权投资公司、商业银行以及政府三方主体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建立了一种由政府引导的投贷联动创新机制。理想状态下,科创企业能够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非科创企业能够通过股权融资降低财务杠杆,政府则通过对投贷联动进行协调获得更高的税收与股权投资收益。研究发现,政府在进一步推动投贷联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高项目质量、提高对非科创企业的价值提升能力以及适当的政府干预是推动投贷联动顺利开展的三条重要路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科创企业融资困境,降低企业杠杆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期权池设计思路与实操

股票期权可以将管理人员自身利益和公司股东的利益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代理人风险”。在国外,股权激励制度被视为公司送给经理人的“金手铐”,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股权激励制度暗含激励、约束双重作用。现在非上市公司也在推行股权激励制度,尽管不能即时分享资本市场的盛宴,但依然可以借助股权激励点燃员工的工作激隋,加快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步伐。     

基于全支付拍卖模型的众包激励策略优化分析

考虑协作式众包与众包竞赛在发包方期望收益上存在差异,本文对两种众包模式下的激励策略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基于全支付拍卖理论建立了协作式众包模式中全部接包方贡献总收益和众包竞赛模式中接包方贡献最高质量收益的数学模型。接下来,针对两种模式下接包方收益的区别,分析了各自的最优激励策略。最后,采用比较静态均衡法分析了接包方数量和能力在两种众包模式中对激励策略的不同影响,并采用了数值算例验证了相关结论。结果显示:在不设置奖励限制时,协作式众包模式中存在一个最优的奖励分配个数使得接包方贡献总收益取得最大值;而众包竞赛模式中存在一个最优的奖励分配个数使得接包方贡献最高质量收益取得最大值。因此,若接包方参与数量及能力水平提高时,发包方应增加奖励分配个数,以促进接包方贡献总收益与接包方贡献最高质量收益的最大化。     

不完全契约下政府实施公共品负担对私人部门行为选择影响机制研究

政府部门往往会承担公共品负担提高社会公共福利和满足社会诉求,私人部门在PPP项目建设运营中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损害政府部门利益和降低社会福利。本文运用演化博弈分析私人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演化机制。通过模型分析可得,当政府补贴系数低于一定程度时,私人部门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随着公共品负担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当政府实施公共品负担小于一定强度时,私人部门会随着政府补贴程度提高而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当公共品负担强度大于一定值时,政府补贴政策正相关性就被严重削弱;私人部门占据更多的利益分配比重,更有倾向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根据研究结果,政府部门应增强契约精神,公共品负担下,政府补贴并不能有效降低机会主义行为,而应完善监管机制和提升私人部门对项目收益的信心。     

中国PPP项目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中国其中的31省市PPP项目面板数据,描述性分析发现2016年-2019年PPP行业集中于市政工程、交通运输、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片区开发及旅游,社会保障、林业、农业、能源及科技难以吸引社会资本关注;运营模式上政府偏好社会公共基础项目所有权控制,回报机制以政府补助和付费方式为主;借助ArcGIS与GeoDa软件可视...     

基于质量的IT外包合同设计及分析

考虑了内制与外包两种模式,并以内制模式为基准对IT外包合同进行研究。在外包模式下,分别研究了采取固定价格合同和基于质量的合同时,如何激励接包方付出的努力水平,使其达到内制模式下的最优努力水平,从而使得发包方在满足接包方保留收益的前提下获得更高的期望收益。同时对于影响接包方努力水平的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条件下,选择基于质量、引入奖惩机制的合同将会达到内制模式下的最优努力水平,并能够最大化发包方收益。此外,接包方的努力程度随着激励系数、奖惩系数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激励系数会随着奖惩系数的增大而减小,这意味着发包方需要权衡使用奖惩机制。     

具有质量差异的项目支付进度问题研究——以软件项目为例

目前带有惩罚结构的项目支付进度模型通常以时间或成本为激励因子,来约束承包商保证进度和节约成本,未考虑质量因素对支付进度的影响。质量是项目管理的主要目标和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研究质量对项目支付进度的影响有助于激励承包商提高表现从而保证项目质量。以软件项目为例,以软件产品质量为激励因子, 分别从承包商和客户的角度构建现金流净现值最大化为目标的项目支付进度优化模型,分析承包商表现水平及风险规避对双方收益的影响。针对模型的特点设计了遗传算法和禁忌搜索算法的混合算法求解模型。最后通过算例分析表明, 质量激励因子对项目的支付进度和双方的收益均存在较大的影响,为双方协商支付进度提供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