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鲜供应链中保鲜努力投入及订货定价研究

结合生鲜损耗严重和过度保鲜双重背景,本文在区分保质期和实际有效供货时长的基础上,比较研究了由单一零售商与单一供应商构成的二级生鲜供应链中,两个主体合作与否及主导主体变化对供应链保鲜努力水平和定价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集中式供应链中,保鲜努力投入随新鲜度(价格)敏感性增强(减弱)而增加,而随有效供货时长增加呈倒U型;供应链的总利润也随新鲜度(价格)敏感性增强(减弱)或有效供货时长上升而增加。分散式供应链中,随新鲜度的敏感性增强,保鲜努力和总利润增加;随价格的敏感性增强,保鲜努力增加而总利润减小;而随有效供货时长上升,保鲜努力先增大后减小,总利润增加。分散式供应链存有搭便车的机会,但因有效供货时长占保质期比例不同,自身投入保鲜努力可能比搭便车更有利。     

平台参与下网络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策略研究

针对“互联网+食品”新兴业态产生的更为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本文研究政府对网络食品安全实施直接监管下的最优监管策略,以及在网络平台参与监管时政府的最优间接监管策略,并考虑了网络平台与食品企业合谋对监管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食品安全问题被发现的概率越大或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对政府影响较大时,选择直接监管策略会更优;但监管成本的增加会降低政府直接监管的动因,促使政府选择间接监管策略;比较两种策略可知,间接监管模式更能抑制平台与企业的合谋行为。此外,研究还表明在直接监管策略下,由于提高食品企业的惩罚力度会降低政府的监管强度,因此加大惩罚并不总能提高政府的效益;而在间接监管策略下,加大对网络平台的惩罚会使网络平台加大监管力度,从而提高政府的效益。     

湖南省企业生命周期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生命表方法对湖南省1980年-2007年期间新成立企业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测度和分析,通过考察企业生存时间的分位数、在指定时间的平均剩余寿命和在指定时间内的平均存活时间等指标,对不同城、行业、资本规模、所有制类型和成立时间的企业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城市、行业、资本规模、所有制类型和成立时间的企业生存时间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企业生存状况不仅受到西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企业所在地域、行业和规模的影响,还受到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所有制性质和成立时间的影响。     

农民合作社的品牌企业引进策略研究

构建合作社直面市场与“合作社+企业”两种农产品销售模式，研究农民合作社在什么时候引入企业合作，采取何种合作模式的问题，探讨品牌效应对农民合作社最优引入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合作社并非总能从引进农产品企业中获益，品牌效应是影响合作社企业引进策略的关键因素。特别地，当品牌农产品信息优势和农产品信任优势都比较小时，合作社采取直面市场销售模式更有利。引入企业后，收益共享契约合作模式对合作社最有利，成本共担分担契约合作模式次之。进一步分析品牌效应对“合作社+企业”销售模式下合作社最优质量水平和企业最优销售价格的影响发现，品牌农产品信息优势或农产品信任优势越大，合作社会提供更高质量的农产品，企业会提高销售价格。     

基于预售的生鲜供应链销售模式选择与定价研究

研究预售下由供应商与零售商构成的生鲜供应链的销售模式选择与定价策略,其中包括分散与集中两种销售模式,撇脂与渗透两种定价策略。结果表明,在网络消费者对实体渠道偏好较低时,分散与集中模式均会选择撇脂定价,反之选择渗透定价。撇脂定价下,集中模式中零售商可以通过调节两个渠道的价格占有更大的市场,获取高于分散模式下的利润。而分散模式中,由于两个零售商会存在竞争,因此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该模式下的定价会存在低价销售的情形。比较销售模式可知,在网络消费者占比少或占比多但对实体渠道偏好越小时,供应商在分散模式下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反之,集中模式对供应商更有利。但是,对零售商而言,分散模式更有利于实体渠道,而集中模式更有利于网络渠道。     

基于不同政府补贴策略的供应链绿色努力决策比较研究

研究由单一制造商与单一零售商组成的二级绿色供应链,探讨在同时考虑制造商与零售商绿色努力情况下政府补贴策略对供应链绿色努力与定价决策的影响,比较分析无补贴策略、制造商补贴策略与消费者补贴策略对决策影响的差异性,并进一步考虑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特征对最优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能够激励制造商与零售商的绿色努力行为,对供应链的绿色发展总是有利的;且制造商补贴策略下的绿色质量水平高于消费者补贴策略,但对供应链利润而言并不是最优的;而在消费者补贴策略下,尽管产品的绿色质量水平不是最优的,但供应链可以获得最高的利润。研究还发现,风险规避特征不会改变参数对最优决策与最优利润的影响趋势,但会降低零售商的绿色努力积极性,导致其利润的下降。     

供应商掺假行为的博弈分析与机制选择

供应商掺假行为会影响产品最终的质量与安全。本文研究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买方组成的分散式供应链,建立以买方为领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比较研究延期付款机制、检查机制与溯源机制对供应商掺假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检查机制与溯源机制无法完全阻止供应商的掺假行为,而延期付款机制可以实现对供应商掺假行为的完全遏制,其中生产掺假产品与非掺假产品的成本差是影响三种机制效率的重要因素。此外,增加买方产品责任成本可以有效降低供应商的掺假意愿,而供应商与买方的融资利率差会增加为防止供应商掺假行为的供应链成本,通过降低检查成本与溯源成本可以促使买方更好地遏制供应商的掺假行为。最后给出算例验证了上述结论,并进一步分析了各机制中不同参数对最优决策和利润的影响。     

基于消费者行为的食品溯源信息监管策略研究

溯源信息真实性直接影响食品可溯源体系建设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心。本文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构建溯源信息掺假与不掺假以及掺假比例大小、政府监管力度强弱情形时企业最优定价决策模型。结果表明,无论消费者购买可溯源产品的溯源信息量高低,企业均选择溯源信息掺假,此时政府两种策略:一是加强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迫使企业不敢溯源信息掺假;二是提升产品低溯源信息程度,缩小高低溯源信息程度差异,促使企业无可掺假信息空间。通过高低溯源信息程度对企业最优决策影响研究,低监管情形下企业最优决策受到高低溯源信息程度影响较为显著,高监管情形下企业最优决策受其影响较小。     

产出随机下农业供应链的扶贫融资策略研究

金融扶贫政策在助力我国实现脱贫攻坚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考虑了由单一资金受限合作社与单一企业组成的订单农业供应链,构建了供应链内部融资、银行融资、财政贴息、风险补偿金四种合作社融资模型,就扶贫政策存在的必要性、扶贫政策应资助的对象类型以及不同扶贫政策的适用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当产出风险很小且企业资本成本较低时,合作社会采用供应链内部融资模式,此时合作社和企业的利润与社会福利都高于银行贷款融资模式;反之,会选择从银行贷款,此时对于具有“高成本、低产出”特征的农产品,政府扶贫可以同时提高合作社和企业的利润,增加社会福利。结合三亚和泉州两个地方政府的扶贫实践对比两种扶贫模式,发现若产出风险较小,则政府贴息扶贫模式下政府支出更多,合作社和企业的利润以及社会福利更高,反之,风险补偿金扶贫模式下政府支出、合作社和企业的利润、社会福利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