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特征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数调查,根据人口年龄构成将调查家庭划分为青少家庭、成人家庭、老年家庭、老成家庭、老少家庭、成少家庭、老成少家庭以及人数为6人以上的复杂家庭,从居民家庭年龄类型结构、家庭成人最高学历、家庭规模、家庭人均纯收入等级、城乡户籍等特征出发,分析居民家庭特征与消费间的关系及影响。首先利用多元统计对应分析法,发现家庭特征与家庭消费选择显著相关,居民自身所具有的家庭特征在消费时存在明显的偏好;其次,构建家庭特征因素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回归方程,发现影响消费支出程度最大的是人均家庭纯收入等级,而非收入。要提高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关键还是要提高收入等级,家庭规模小型化,提升家庭成员的最高学历。最后,利用有序选择模型,分析家庭特征影响因素在家庭消费意愿中起的作用,发现收入等级高、青少家庭、成少家庭、家庭规模小、城镇户籍特征的家庭在决策消费层次时更愿意高消费。     

缩小高教城乡差别的链式模型分析

针对不同家庭背景的高考考生录取率有一定差异的情况,运用链式模型分析,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差异对高等教育普及的显著影响.说明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必须在通过城镇化的同时,提高农村中学教育水准,这样才能提高农村考生的高考录取率,缩小贫困人口的代际转移的比例.该模型表明,在录取率不变的情况下,约经过4代人高教普及率将呈稳定状态.     

国际R&D溢出对中国创新影响的两面性:基于空间Durbin模型的测度

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OLS检验忽视了知识溢出的无止境和空间局限性,以往空间建模的检验又错误定义了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参数定义予以修正,将其划分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以2008年300个市级行政区划为截面样本,基于空间Durbin模型的检验显示FDI和出口对中国创新成分表现出相反的空间溢出效应:FDI直接效应提升所在区域技术进步率,间接效应弱化毗邻区域技术效率;出口则相反;FDI空间溢出总效应没有促进创新,出口空间溢出总效应仅提升创新的效率成分。     

劳动力转移对农村收入影响及其变迁的实证分析——基于劳动力区位选择偏误处理效应模型

基于劳动力区位选择理论,采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微观(CHNS)数据,通过修正劳动力区位选择偏误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实证研究了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变迁.首先,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劳动力转移的增收效应1993年最高,随后增收效应出现了下降趋势.2004年出现"民工荒"后,增收效应开始逐渐上升,反应了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差距的互动关系.其次,劳动力区位自选择对于收入的影响是显著地,说明了从微观角度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各种效应时修正自选择偏误的重要性.最后,高中和职业教育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对收入的影响力逐渐上升.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从家庭决策的角度出发,劳动力的转移改变了农户发展生计的"能力",影响着农户对各种资本的获得和使用,有助于农户快速地积累和形成生计资本组合并呈多样化。劳动力转移这一行为和经历构成了家庭成员进行新的生计选择的背景和前提条件,在资本变动和要素约束下,农户进行着不同的生产决策,并形成不同类型的生计策略。基于此,本研究以甘肃各地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为基础,探讨甘肃省农村居民可行的生计策略选择;并以农村非农劳动力流动与城镇流动为对象,定量描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化率、教育水平、人均耕地面积对不同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生计策略选择高度相关,累积的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与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的生计策略选择高度相关,当采取混合型生计策略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利于混合型收入的提高。     

“扩中”与“减贫”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分化影响因素研究

为进一步辨别“扩中”和“减贫”路径,形塑与建构未来农民分化图景,研究以新生代农民为研究对象,根据2016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利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HGLM)跨层次研究新生代农民分化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层面来说,个人人力资本投入如健康、教育、周工作时间、基本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流动性与非农生产等预示着较高的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相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发生比,社会支持系统如稳定的婚姻关系、父辈非农化代际传承与人际支持等则显著增加了进入高收入群体(相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发生比.宏观层次上,城镇化率和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新生代农民分化有显著影响.还就性别的分化效应、离土与离乡、不同的分化路径、社会保障的“减贫”与“扩中”效应、城镇化率-教育的跨层次交互效应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与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指出,在“扩中”与“减贫”的背景下,政府应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提高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强化社会保障的“减贫”和“扩中”效应;多手段综合提高新生代农民社会公平感;关爱女性,确保女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获得更多的人际支持.     

互联网发展与创新效率提升——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

如何提升产业创新效率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选取2009~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双视角探讨了互联网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 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 同时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与区域差异, 有助于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间的创新效率差距;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 互联网可以通过提升技术研发能力与成果转化能力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本研究可为有效推进“互联网+”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启示。     

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因子分析——以工业工程专业为例

运用调查法从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两个视角提取20个就业能力因子,发现不同视角下,就业能力因子存在较大差异.构建大学生就业能力因子解释结构模型,结果显示,20个因子可分为4层,一些处于模型底层的因子没有得到大学生足够的重视,这也是导致应急式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模式和用人单位招聘困境的根本原因.注重"循序渐进"的提高、强化"专业技术"和"个性心理"两个方面核心能力的培养、用人单位介入培养过程是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有效途径.     

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辽宁省大连市农村地区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效应"模型和"静态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既定的农村劳动力从业人口中,男性劳动力人口数量的适度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经济的增长水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方向对农村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农村储蓄率的增加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和一系列公共服务的提供具有显著影响效应.     

如何做实证:路径分析北大核心

在回归模型中,可以包括多个自变量,但只能包括一个因变量．而许多因果效应问题,因变量往往不止一个．回归分析还有一个局限就是只能分析直接效应,不能分析间接效应．事实上,许多变量之间可能有直接关系,也可能受到中介变量的影响而产生间接效应．路径分析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     

房地产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超效率SBM-GML指数模型测算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地级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别从全国及东、中和西部实证分析房地产投资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显著，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会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在全国层面，房地产投资不仅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显著为负，而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出的绿色技术效率与绿色技术进步也存在反向抑制；(3)区域角度，房地产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直接作用最大，西部最小，对中部地区的间接作用最大，西部最小。     

住房价格波动对自有住房家庭消费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研究

为了解决八大类消费品价格数据不易得到的难题,本文构建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分别经验研究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住房价格同时变动不同幅度对八大类消费品价格的影响。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消费品价格变动幅度结果即为QUAIDS模型中的消费品价格变量。然后,本文采用CFPS2010数据,在QUAIDS模型中加入反映家庭所在地区的人口特征变量,研究住房价格波动对自有住房家庭消费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住房价格波动对自有住房家庭生存型消费需求区域异质性影响的财富效应显著,而对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需求区域异质性影响的挤出效应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运用补偿变动研究住房价格波动对自有住房家庭福利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为了提高自有住房家庭的生活质量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应该把稳定东部地区住房价格放在首位。且当遇到如何优化家庭消费结构问题时,政府应该根据地区差异划分市场。     

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人差距关系研究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近几十年来持续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从实证角度分析,利用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35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建立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金融发展规模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这种拉大效应在东中西部呈倒"U"型关系,我国并未出现拐点;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在我国整体及东中部地区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仍然是引起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我国还未进入发达国家城镇化提高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拐点阶段.     

基于社会网络的核心-普通农户间知识转移的博弈分析

基于社会网络的核心外围结构,构建了核心农户与普通农户知识转移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在分散式决策、集中式决策与收益共享契约的协调三种情况下的最优知识定价、知识转移水平和社会网络各参数对知识转移和协调机制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核心外围结构下,由于信息不对称,集中式决策的所得利润高于分散式决策,而利用收益共享契约可以解决分散式决策存在的"双边效应"问题并能够提高社会网络各节点收益.     

引入收入变迁因素的AIDS模型的扩展及实证检验

本文把收入整体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扩大及收入的异质性差异(受教育程度、地理环境等因素导致)统称为收入变迁。抓住我国收入变迁的现状,针对转型期间消费结构改变的特征,构建了一个从收入变迁视角研究消费需求结构的理论模型-引入收入变迁因素的扩展AIDS模型。实现了两点突破:把收入引入到从支出视角出发的消费系统AIDS模型中;构建出了定量度量收入变迁的三个反事实收入变量,并通过对收入项的分解成功将其引入到模型中。最后利用2001-2010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消费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收入变迁的均值效应对整体消费结构的需求起决定作用,方差和残差效应更倾向于影响单个市场的需求。     

基于SIS模型的共享经济消费传染机制研究

共享经济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新业态和新模式,其发展路径和演化规律,对于经济增长的良态运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优化的SIS模型,考虑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对共享经济参与行为的影响,探索共享经济消费传染的内在机理、扩散过程和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共享经济协同消费传染的扩散轨迹,呈"S"型的增长趋势;平均有效接触数σ正向积极影响共享经济消费扩散的速度、范围和强度;而且平均有效接触数σ与促进因素λf成正比,与阻滞因素u g成反比.针对共享经济消费传染的机制特征,提出三点促进共享经济良态运行的参考建议,即:加大有益宣传,提高消费者的认可依许;提升科技创新,增加消费者的感知收益;完善监管机制,减少消费者的感知风险.     

差分—等级依赖效用模型研究

等级依赖效用模型在决策权重设置上存在理论缺陷;差分-等级依赖效用模型在有限理性假设下,考虑结果差分变化对决策权重的影响,提出基于差分的决策权重与概率权重的组合权重控制机制,可克服等级依赖效用模型的缺陷;针对差分-等级依赖效用模型的检验表明模型可很好解释拆分效应;差分-等级依赖效用模型保持了等级依赖效用模型的理论框架,可对人们的风险决策行为做出更好的解释和预测.     

终极股东超额控制下公司治理环境与股权结构的价值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环境和股权结构分别是从公司外部宏观层面和内部微观层面影响公司价值的两类主要因素。在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普遍存在超额控制权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终极股东超额控制权中介效应的视角,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大样本经验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数理统计方法,实证研究了公司治理环境和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超额控制权会显著损害上市公司价值;公司治理环境和股权制衡基本不具有直接的价值创造效应,但可以通过抑制终极股东的超额控制权进而间接具有价值创造效应;股权集中具有显著的直接价值创造效应,虽然股权集中会促进终极股东的超额控制权从而具有间接的价值损害效应,但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利益趋同大于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使得股权集中的总价值效应仍表现为价值创造效应。结论表明,通过遏制终极股东的超额控制权,能够有效实现公司治理环境和股权结构的价值创造功能。     

家庭经济因素和人口特征如何影响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消费

本文使用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S)调查数据,在考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的线性和非线性效应的前提下,采用可加的半参数分位数回归模型,在不同消费水平上研究家庭经济因素和家庭人口特征是否影响消费.结果表明,消费水平较高的家庭的收入弹性也比较大.户主受教育年限和家庭子女数量对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尤其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显著.家庭消费在地区上存在明显差异,地区效应对中部低消费家庭的影响尤其显著.户主年龄、户主健康状况和家庭规模也是家庭消费的显著影响因素.     

一种各向异性多重尺度的湍流模型

本文给出了一种适用于复杂湍流流动计算的各向异性、多重尺度的湍流模型(MS/ASM).这种模型对雷诺应力进行直接的模拟,并可模拟湍流流动的多重尺度影响.对自由应力流动、旋转流动和回流的湍流流动的计算表明,它比常用的单重尺度的k-ε模型有明显的改进.由于计算机工作量增加得不多,所以它在工程计算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