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减排框架的最优技术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减排框架,本文分别引入研发补贴政策、研发卡特尔(简称“R&D卡特尔”)、竞争研发联盟(简称“RJV竞争”)及卡特尔研发联盟(简称“RJV卡特尔”)等四种技术政策,构建了一个多阶段博弈模型,研究单一技术政策、技术组合政策情形下双寡头企业减排研发绩效、利润及社会福利水平,并进一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探讨政府和企业最优的技术政策选择,政府和企业最优技术政策选择结果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首先,从政府角度来看,组合政策的效果总是相对优于单一技术政策,并且政府最优的技术政策选择为RJV卡特尔与补贴组合政策。其次,无论溢出率取何值,政府和企业最优的技术政策选择都是一致的。最后,排污税取值影响政府和企业最优技术选择的一致性,当排污税较小时,企业最优的技术政策选择为RJV竞争与补贴组合政策(或RJV竞争政策);当排污税较大时,企业最优的技术选择为单一的技术政策。为了使政府和企业的最优技术政策选择一致,政府应选择一个合适的排污税。     

合作创新是否真的助力企业节能减排？

2018年1月1日实施环境保护税法以后,我国正式开始了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的混合环境规制框架。本文基于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构建了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讨论各种政策相互作用下的均衡策略选择。研究结论显示:一是从政策作用效果来看,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减排技术创新投资决策。但是碳排放权交易和环境税却对企业生产决策起到叠加作用,抑制产品市场的活跃程度。二是从企业合作创新模式来看,本文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即技术溢出系数大于临界阈值时,完全合作创新模式是企业最优选择,并实现了企业最优减排水平;否则完全合作创新模式并不优于不合作创新模式。说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环境税率、减排补贴率的合理制定,以及合作创新的技术溢出率大小将影响减排企业在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最优决策,我国政府需要重视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联动效用来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政府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政策研究

通过构建两阶段异质产品减排博弈模型,文章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最优的企业减排研发投资及研发补贴政策,并进一步讨论了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政策下政府实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环境和经济效果。结论表明:政府应主动实施减排研发补贴政策,最优减排研发补贴受技术溢出率、产品差异程度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影响。当减排研发效率较低时,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大,最优的减排研发补贴水平不断提高,当减排研发效率较高时,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大,最优的减排研发补贴水平不断下降;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提高,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水平不断提高;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加深将使得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水平下降。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政策下,政府实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降低整个行业的污染排放、提高行业的利润和社会福利水平,从而能够取得经济和环境的双赢。最后,结合相关结论,本文给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减排研发补贴政策设计的相关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参考。     

企业研发投资的外部效应与最优补贴政策

本结合传统的企业研发决策理论，引入研发投资的外部效应，讨论了研发投资的不可撤回性、技术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决策、政府研发投资补贴政策和对撤资行为的税收政策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政府补贴政策、税收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不可撤回性和技术不确定性无关，补贴率和税率的确定仅取决于研发投资外部性，且对研发投资的补贴率和对撤资行为征税的税率相等。     

环境规制、环境研发与绿色技术进步

为鼓励和引导绿色技术发展,驱动预防性技术和处理性技术协同进步,有必要开发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进步导向功能,并探究其传导机理。论文通过建立双寡头同时博弈模型对环境规制、环境研发与绿色技术进步进行关联分析。研究表明:环境研发是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传导路径;环境补贴力度会显著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技术进步效果;绿色技术进步导向的环境规制的政策组合存在一个普适性较强的应用策略;环境税和环境补贴的规制政策组合能够有效增进社会福利,具体表现为通过污染预防技术和污染处理技术的协同进步带来的产量增加、生产成本减少、污染产生量减少以及污染处理量增加。     

考虑信息粘滞性和知识溢出的企业创新策略演化分析

企业创新发展已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企业创新研发过程会出现知识溢出行为,而知识溢出行为一方面将打击创新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会促进企业与其他合作成员的合作关系。从知识传播过程入手,运用信息粘滞性去控制知识溢出程度,根据企业创新进程构建企业创新策略演化模型。研究发现独立创新阶段,采取知识投入策略的企业短期内会通过增加信息粘滞性来避免知识溢出,当企业双方都进行知识投入时,合作逐渐向协同创新发展;协同创新阶段,企业双方同时采用知识投入策略时,知识转移促进企业形成“溢出-吸收-反吸收”合作回路,知识内化能力、知识投入水平与政府补贴正向激励合作,信息粘滞性影响被合作优势消除。     

创新驱动模式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策略分析

针对政府补贴难以激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创新驱动力的问题,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构建了一个旨在促进企业技术研发的政府创新补贴策略分析模型。假设产业呈现明显的创新驱动特征,模型分别针对政府理性决策与有限理性决策的情况,对政府创新补贴及企业创新投入策略进行了博弈均衡分析,并讨论了技术创新环境的改善对最优策略及局中人收益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创新驱动模式下,企业最优创新投入比例对政府补贴水平不敏感,且过高的补贴可能挤出企业创新投入,容易形成企业套利空间。此外,改善技术创新环境对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弱化政府管制对市场的干预具有积极作用。     

市场竞争、政府创新激励与制药企业创新决策

构建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考察单纯市场机制、政府创新成本分摊和政府战略性创新补贴下，竞争市场中制药企业的最优创新决策，探究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药品价格、制药企业利润和药品市场配置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否存在政府创新激励，两家制药企业的最优选择均为进行研发创新，尽管在某些条件下，研发创新可能导致两家制药企业陷入囚徒困境的局面；政府战略性创新补贴能够引导制药企业的创新投资实现社会最优配置，而单纯市场机制和政府创新成本分摊，在多数情形下将导致制药企业创新投资的扭曲；政府创新成本分摊机制总是有助于提高制药企业的创新报酬，而政府战略性创新补贴能否提高制药企业的创新报酬取决于医保支付水平。特别地，当医保支付水平较高时，政府战略性创新补贴将损害制药企业的创新报酬；政府创新成本分摊和战略性创新补贴均能够提高药品市场的配置效率，但前者会推高创新药的价格，而后者可降低创新药价格。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选择以及如何匹配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和医保支付政策，平抑创新药价格、提高创新药供给的可持续性和增进药品市场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政府行为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模式选择影响的演化博弈研究

为获取竞争优势,企业会根据政府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模式做出合理选择。以企业产品具有可替代性、不同绿色创新模式资本投入具有差异性为前提,构建了政府绿色创新投入补贴与征收碳税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模式选择影响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对演化路径、稳定均衡策略及影响机理进行理论与数值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政府行为下的企业通过突破式绿色创新获得的最低额外净收益为正值时,企业群体才会向全部选择突破式绿色创新模式的“理想状态”演化;绿色创新投入补贴与征收碳税均能提升企业开展突破式绿色创新活动的可能性,并能诱导企业加速向突破式绿色创新演化;征收碳税的激励作用较为显著,应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使其发挥最大促进作用。     

技术创新对集群双寡头产量博弈均衡的影响分析

考虑技术溢出的距离衰减效应,引入技术创新参数,建立了集群内采取不同策略的双寡头企业的产量动态博弈系统,分析了技术创新参数对博弈均衡稳定性的影响,并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表明:采取GD策略的企业的产量调整速度过大会引起产量演化发生分叉和混沌.技术创新参数的设置对均衡的稳定性具有重要调节作用,采取GD策略的企业减少创新成本减少量,采取Naive策略的企业在企业间距较小时减少创新成本减少量而在间距较大时增大创新成本减少量,可增大实现均衡的稳定区域,减少产量博弈系统的分叉和混沌现象.     

环境治理政策的减排、增效与结构优化效果动态评价

为测度环境治理政策波动对产出、减排、要素配置、消费与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将异质性消费偏好、产出差异性、环境效用和环境损失函数引入E-DSGE模型。政策强度分析发现,技术进步、排污税和消费税政策效果较强,环境控制和治污支出冲击效果较弱。政策效应分析发现,技术进步政策效应最优,能实现增产和减排双重目标,促进要素配置和居民消费、产出与消费结构改进;排污税和政府治污支出政策次优,能实现增产和减排的双赢目标,促进要素供给和产出结构清洁化,不利于消费提升和消费结构优化;环境控制与消费税政策效果最差,以牺牲产出实现减排,不利于要素配置,产出与消费结构改进效果较弱,消费税会抑制居民消费,但消费税政策效果随环境友好型家庭比例提升而加强。     

绿色信贷下新能源车企动力电池获取方式研究

在绿色信贷支持下，车企面临着如何获取动力电池才能更好发挥绿色金融促进新能源汽车研发创新的问题。本文分别在无竞争及引入竞争情形时构建了车企采取不同动力电池获取模式下的供应链博弈模型，从供应链角度揭示了积分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在补贴退坡、积分售价偏低等情形下对电池获取方式的选择给出了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支持不仅能提高研发主体研发投入，增强不同模式创新效应，而且能够有效缓解补贴退坡及积分售价偏低带来的负效应；竞争使得创新效应及供应链收益均有显著增长；无竞争时的单一入股策略、竞争时的外购策略不仅可以最大化自身收益，还可以有效应对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和积分售价偏低等现状。     

跨国企业竞争环境下绿色产品创新与政府关税设计

绿色产品关税政策是影响跨国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决策的重要因素。政府通过降低绿色产品关税让国外绿色产品进入本土市场，以市场竞争促进本土企业加速绿色产品创新。本文利用三阶段博弈模型对竞争环境下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以及政府关税设计问题进行研究。首先，研究关税对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投入以及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发现市场敏感度较低时，关税越高。相比跨国企业，本国企业的产品绿色创新意愿更强，且随着市场敏感度的变化而变化；当市场敏感度过高时，高关税将同时抑制两类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意愿。在政府关税设计方面，本文发现，政府在以市场绿色度最大为目标时，在高市场敏感度下实施零关税政策是最优决策；而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当市场敏感度较高时，政府反而会提高关税抑制企业间竞争，并且关税随着市场敏感度以及绿色可替代系数的升高而增大。     

基于不同政府补贴方式的绿色产品闭环供应链决策研究

以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绿色产品闭环供应链构建了政府对绿色产品仅生产补贴、仅回收补贴以及生产和回收同时补贴的3类绿色供应链模型.运用博弈论方法进行求解,研究发现：3类绿色供应链模型中的产品绿色度、市场需求量、制造商利润、零售商利润均与绿色度敏感系数成正相关关系.仅生产补贴和仅回收补贴两类绿色供应链模型中绿色度敏感系数满足一定条件时产品零售价与之成负相关关系.政府对绿色产品仅生产补贴时的市场需求量、绿色度、制造商利润、零售商利润均优于仅回收补贴和生产和回收同时补贴情形.政府对绿色产品生产和回收同时补贴时企业利润反而并不是最大的.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绿色产品的生产补贴力度,获得补贴的制造商应加大绿色产品研发力度.这样产品的绿色度得以进一步提升,环境得以进一步改善.     

基于中间产品贸易保护与技术转移之间复杂性的博弈特性研究

基于一个中间产品贸易模型,运用博弈理论研究了以关税、补贴为代表的贸易保护对北方国家企业向南方企业转移技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所转移的技术需要只有北方企业才能生产的关键中间产品时,北方企业向南方企业无偿转让技术的能动性会有所提高.关税提高会导致“规避关税”的技术转移,关税削减会导致“遏制进入”的技术转移.南方补贴最终产品的生产或补贴中间产品的进口也会促进技术转移.实施关税政策和补贴政策的福利效应不同,即从福利的角度考虑关税政策要优于补贴政策.政策含义是南方应采取有利于竞争的政策,以促进技术转移.     

绿色技术创新利益相关者的三群体演化博弈及其仿真

基于利益相关者和演化博弈理论,探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角色和作用,并构建政府、企业和公众间的三群体演化博弈模型,运用MATLAB仿真分析政府、企业及公众在不同稳定性条件下演化决策行为。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企业及公众三个参与主体间行为选择策略存在路径依赖;政府的公众环保宣传力度并非越强越好,适度的公众环保宣传有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过度宣传反而会因高成本而阻碍绿色技术创新;政府征收污染税费并采取技术创新激励会推动企业采纳绿色技术创新,但高额的技术创新激励会抑制政府的环境规制。因此,政府应完善环境规制的政策法规,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激励公众的监督积极性,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合力,共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     

绿色信贷、政府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及仿真研究

通过建立由重污染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构成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博弈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利用Matlab 2018a仿真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各主体初始意愿和政府规制措施等相关因素对三方博弈演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进行规制的初始意愿提高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有促进作用,且重污染企业策略的演化速度快于银行业金融机构,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的初始意愿提高会减慢地方政府策略的演化速度;地方政府规制的奖惩力度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补贴力度对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作用较小;重污染企业创新反馈力度不改变地方政府策略稳定性,寻租成本增大有利于企业向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演化。     

排放税与排放标准的经济效率分析

污染问题是当前世界关注的焦点,很多国家和地区已采用减排政策来控制污染排放。鉴于不同减排政策的使用效果不同,有必要对不同减排政策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为减排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采用博弈论的研究思想,运用最优规划的方法,从微观角度研究排放税和排放标准的经济效率,并对排放税与减排标准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在实现经济最优时,最优排放税和减排标准的实施条件。研究表明:排放税具有“抑制产出效应”,而排放标准却有“产出补贴效应”。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排放税是有效率的,是最优减排政策,而排放标准存在效率损失,是次优减排政策。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排放税有效率损失,是次优减排政策,而排放标准是有效率的,是最优减排政策。由于现实经济几乎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所以,排放标准的经济效率要优于排放税。无论在何种经济状态下,排放税与产出补贴的政策组合、排放标准与消费税的政策组合,均可使经济达到最优状态,是最优减排政策。     

企业R&D能力互补下的政府补贴与合作创新模式

探讨企业RD能力互补下的政府补贴如何影响企业的合作创新模式。当政府不补贴时,讨论了企业间的合作创新动机与模式,发现此时将出现企业收益与社会收益相背离的现象。当政府给予补贴时,不仅可提升社会福利,还将改变企业间的合作创新模式,使得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同时达到最优。     

产学研合作创新方式下政府补贴策略选择

创新补贴策略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一种常见政策,考虑到企业内在的吸收能力与外部不同政府补贴策略方式的存在,本文以产学研合作创新方式为基础,通过建立三阶段博弈模型,利用模型解析与仿真分析讨论吸收能力与创新投入分配比例系数对政府补贴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采取哪一种补贴方式,均可以有效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规模,并且企业的吸收能力与R&D投入、产量及社会福利均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吸收能力对利润及政府补贴的影响受限于补贴方式和企业的创新投入分配比例系数;此外,在创新产品补贴下,创新难度系数对政府补贴额度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创新产品补贴总体优于创新投入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