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政府创新激励与制药企业创新决策

构建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考察单纯市场机制、政府创新成本分摊和政府战略性创新补贴下，竞争市场中制药企业的最优创新决策，探究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药品价格、制药企业利润和药品市场配置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否存在政府创新激励，两家制药企业的最优选择均为进行研发创新，尽管在某些条件下，研发创新可能导致两家制药企业陷入囚徒困境的局面；政府战略性创新补贴能够引导制药企业的创新投资实现社会最优配置，而单纯市场机制和政府创新成本分摊，在多数情形下将导致制药企业创新投资的扭曲；政府创新成本分摊机制总是有助于提高制药企业的创新报酬，而政府战略性创新补贴能否提高制药企业的创新报酬取决于医保支付水平。特别地，当医保支付水平较高时，政府战略性创新补贴将损害制药企业的创新报酬；政府创新成本分摊和战略性创新补贴均能够提高药品市场的配置效率，但前者会推高创新药的价格，而后者可降低创新药价格。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选择以及如何匹配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和医保支付政策，平抑创新药价格、提高创新药供给的可持续性和增进药品市场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合作创新是否真的助力企业节能减排？

2018年1月1日实施环境保护税法以后,我国正式开始了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的混合环境规制框架。本文基于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构建了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讨论各种政策相互作用下的均衡策略选择。研究结论显示:一是从政策作用效果来看,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减排技术创新投资决策。但是碳排放权交易和环境税却对企业生产决策起到叠加作用,抑制产品市场的活跃程度。二是从企业合作创新模式来看,本文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即技术溢出系数大于临界阈值时,完全合作创新模式是企业最优选择,并实现了企业最优减排水平;否则完全合作创新模式并不优于不合作创新模式。说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环境税率、减排补贴率的合理制定,以及合作创新的技术溢出率大小将影响减排企业在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最优决策,我国政府需要重视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联动效用来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与最优环境政策组合

构建环境政策内生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存在技术溢出效应时,环境政策组合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税和研发补贴有利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两者组合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社会最优排污税税率低于排污对社会的边际破坏程度,并随着均衡产量的增加而提高。在技术溢出效应较高时,政府采取排污税和补贴的组合工具,而当技术溢出效应较低时,政府采取排污税和研发税的组合工具。当排污税税率外生给定时,竞争创新情况下的政府补贴要高于协同创新情况下的政府补贴。政府应结合行业技术溢出特征,采取相应的税收与补贴结合的政策工具,并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促进企业集群协同绿色技术创新。     

政府行为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模式选择影响的演化博弈研究

为获取竞争优势,企业会根据政府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模式做出合理选择。以企业产品具有可替代性、不同绿色创新模式资本投入具有差异性为前提,构建了政府绿色创新投入补贴与征收碳税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模式选择影响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对演化路径、稳定均衡策略及影响机理进行理论与数值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政府行为下的企业通过突破式绿色创新获得的最低额外净收益为正值时,企业群体才会向全部选择突破式绿色创新模式的“理想状态”演化;绿色创新投入补贴与征收碳税均能提升企业开展突破式绿色创新活动的可能性,并能诱导企业加速向突破式绿色创新演化;征收碳税的激励作用较为显著,应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使其发挥最大促进作用。     

基于消费者效用模型的贵重首饰经销商决策行为研究

以异质性消费者为对象,研究关税税率调整对贵重首饰经销商决策行为的影响。在个人理性与激励相容的约束条件下,构建基于异质性消费者效用模型的需求函数,分析不同市场类型下经销商的最优决策选择。考虑消费者价格敏感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最优关税税率水平。研究发现:(1)贵重首饰经销商决策行为不仅受政府关税税率的影响,还受消费者价格敏感度的影响;(2)在消费者价格敏感度一定的前提下,若想通过关税来调控贵重首饰市场,关税税率应该控制在一定的区间范围;(3)在关税税率一定的条件下,贵重首饰市场的类型主要受消费者价格敏感度的影响。     

基于中间产品贸易保护与技术转移之间复杂性的博弈特性研究

基于一个中间产品贸易模型,运用博弈理论研究了以关税、补贴为代表的贸易保护对北方国家企业向南方企业转移技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所转移的技术需要只有北方企业才能生产的关键中间产品时,北方企业向南方企业无偿转让技术的能动性会有所提高.关税提高会导致“规避关税”的技术转移,关税削减会导致“遏制进入”的技术转移.南方补贴最终产品的生产或补贴中间产品的进口也会促进技术转移.实施关税政策和补贴政策的福利效应不同,即从福利的角度考虑关税政策要优于补贴政策.政策含义是南方应采取有利于竞争的政策,以促进技术转移.     

基于政府政策规制的众包物流定价策略研究

考虑政府对众包物流市场采取激励性政策和约束性政策,基于不同的市场结构,以众包物流平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构建政府政策规制的平台最优定价模型,运用最优化方法求解平台最优定价,最后利用数值分析对相关结论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垄断型市场结构下,当政府采取激励性政策时,平台定价随用户间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增加而增加;当政府采取约束性政策时,平台定价与政府限制力度负相关,平台定价随政府限制力度的增强而降低。在竞争型市场结构下,当政府采取激励性政策时,平台定价随平台服务差异化系数的增加而降低;当政府采取约束性政策时,平台定价随政府限制力度的增强呈先增后降的趋势。     

关于本土供应商技术能力投入的技术转移博弈

在基于后向关联的技术转移中,本土供应商对技术能力的投入水平如何受下游跨国公司的技术输出类型与输出水平,最终产品市场份额对产品创新敏感程度,以及企业资源约束条件的影响?本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对此进行探讨:将技术转移区分为探索型与利用型,分别针对供应商的技术能力与生产效率;引入最终市场敏感度参数;并考查上下游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条件.结果表明,资源较为充裕的本土供应商更能够吸引下游跨国公司的探索型技术转移,且其自身对技术能力的投入水平也较高;下游利用型技术转移抑制了本土供应商对技术能力的投入;最终市场敏感度的影响较为复杂,本土供应商在关注市场导向的同时不应当满足于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效益.上述结果为促进本土企业技术能力投入与升级提供了启示.     

EPR制度下的家电以旧换新回收策略优化模型

研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约束下,家电生产销售企业集中决策下实施以旧换新进行废旧产品回收的问题。在对家电消费者市场结构进行分析基础上,建立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实施以旧换新回收策略的优化模型,并根据我国家电行业EPR制度的特点,构建政府与企业间竞争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在政府环境效益最优时的补贴和基金征收标准下,企业以旧换新回收产品最优定价决策;同时,与企业不直接参与废旧产品回收时单一定价相应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EPR约束下,政府环境效益最优时的补贴和基金征收标准,对企业实施以旧换新回收策略的产品销量、总利润和废旧产品回收量的影响取决于企业成本结构、消费者结构、消费者效用和废旧产品回收处理能力。企业决策者需根据不同情形决定是否参与以旧换新回收实践。     

碳排放约束下政府与企业的stackelberg决策分析

在碳排放约束额不能由政府单独决定的条件下,本文通过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了非集中决策系统中政府与企业对绿色技术的决策行为。对政府而言,在考虑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对环境的关注度,并分析了该因素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对企业而言,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对绿色技术的选择并不随着约束值单调变化。当考虑技术成本对博弈双方决策的影响,发现企业对绿色技术的选择是由技术成本和产品经济效益对成本的补偿程度决定的。最后,综合考虑博弈双方的决策,本文讨论了政府能否通过适当的约束值来促使企业选择更好的绿色技术,并给出了建议。     

网络性企业兼并的目标选择研究

采用SaloP圆周城市模型来研究产品差异化的市场竞争状况,根据Bertrand竞争理论来分析市场的均衡状态,利用四阶段动态博弈为研究思路,假定市场中存在四家企业,均匀地分布在圆周上,其中一家企业具有先动兼并优势,首先分析此先动企业尝试着分别兼并圆周上相邻企业和与其位置相对称的企业,然后分析在两种不同兼并目标的选择情况下,剩余两家企业的兼并反应情况,由此先动企业会决定是否调整初始决策,最后将先动企业在选择不同兼并目标的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先动企业所应该作的最佳兼并决策.研究发现,在不同强度的网络外部效应下,企业会选择不同的兼并目标.最后分析了对于先动企业所作的最佳兼并决策,以及社会福利发生的变化.     

政府补贴下的绿色供应链定价与协调机制研究

研究考虑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对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二级绿色闭环供应链构建集中决策和以制造商为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以制造商为主导决策下,企业生产的绿色度、相关定价以及供应链利润均没有达到最优.在此基础上,以集中决策下的整体利润为目标,提出了收入共享成本共担契约协调,得到最优的协调比例.并通过算例和参数敏感性分析,验证了相关推论的正确性和使用契约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当政府单位补贴、绿色度敏感系数和回收价敏感系数越大,绿色产品研发投入系数和价格敏感系数越小时,各企业利润越大.     

贸易和产业政策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博弈

在纵向产品差异化的双寡头竞争的框架下,对政府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做了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为,只要国内企业生产低质量的产品,则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国内企业的产出水平下降和所有产品价格的提高;在贸易和产业政策一定的情况下,当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时,国内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可以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关税和补贴的干预使企业的产品质量产生跃进,超过国外竞争者.     

基于政府干预的报废汽车回收博弈模型

为分析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当前报废汽车市场的回收效率,分别建立了基于政府补贴、政府规范的博弈模型,并对比分析了补贴前后、规范前后正规回收拆解企业和非正规回收拆解企业的决策。研究结果表明,两种策略对回收市场都有显著的正向导向作用,且受车主对回收价格的敏感度和市场主体之间竞争程度的影响。但当前市场环境下,相较于规范,补贴更有利于回收市场的健康发展。最后,通过数值仿真探讨不同补贴和规范政策对废旧汽车回收率的影响,为政府和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提供有意义的决策依据。     

基于三方博弈的绿色技术创新演化研究

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构建了绿色技术创新演化过程中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的博弈模型,应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探讨不同参数对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持绿色技术创新能够获得的收益、政府给予企业奖励与罚金的高低、公众参与监督所需付出的成本,以及公众给予政府的负反馈程度等,都直接影响政府、企业、公众三方最终的决策,政府、企业、公众三方最终的策略选择不受自身初始意愿改变及其他两方初始意愿高低的影响。基于仿真研究,从政府、企业、公众三个维度,提出了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演化的相关建议。     

考虑产品退货的网络零售商数字展厅竞争策略

数字展厅策略是当前网络零售商广泛采用以应对在线渠道大量产品退货的重要运营管理策略.文章以两个竞争的网络零售商为研究对象,考虑产品退货政策,研究两个零售商是否提供数字展厅服务策略的决策问题.分别针对两个零售商是否提供数字展厅服务策略,建立了相应的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竞争情形下零售商的数字展厅策略与市场竞争程度和数字展厅信息度密切相关.当市场竞争程度较弱时,两个零售商均不选择提供数字展厅服务;当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时,零售商数字展厅策略的选择受到数字展厅信息度的影响.在对称竞争情形下,零售商是否同时提供数字展厅服务并不改变其退货政策.不对称竞争情形下零售商退货政策的决策受到数字展厅策略的影响.相对于对称竞争情形,非对称的竞争环境下数字展厅服务的提供使退货政策更加严格.文章的研究为网络零售商数字展厅策略设计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市场自治与低碳认证情形下企业低碳生产行为研究

消费者愿意为产品支付低碳溢价的低碳消费趋势及政府环境政策驱动企业审视自身的低碳生产决策问题。通过将影响企业低碳生产决策的因素纳入有限理性的博弈框架,分析市场自治与政府介入低碳认证情形下企业群体低碳生产行为。结果表明,企业低碳生产决策受低碳收益及公平效用影响;市场初始阶段,低碳成本较高,具备低碳知识的理性消费者较少,企业与消费者关于低碳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企业不能获得合适的低碳溢价收益,在完全自治的市场情形下,仅靠企业自身决策很难达到主动进行低碳生产的良性状态;低碳认证作为政府介入手段,当市场中低碳认证的产品达到一定比例,能够加速推动市场向企业进行低碳生产的良性状态转化。     

CDM机制下政府碳税及垄断企业最优定价与碳排放策略研究

考虑实施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低碳项目的生产型垄断企业与政府的单阶段斯坦克尔伯格博弈。其中政府为领导者,以碳税税率为决策变量,企业为跟随者,以低碳产品价格及CDM项目期内总的碳排放量为决策变量。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制定碳税税率时考虑了企业不同税率范围下的最优碳排放策略。企业面对市场上不同低碳偏好的消费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首先制定其低碳产品的最优价格,然后根据不同碳税范围制定相应的周期总排放量。分析表明,低碳产品的定价受消费者低碳产品认知度与碳税税率等因素的影响;碳排放量方面,相对不同的碳税水平,存在最低、最高及凹函数稳定点解。根据这三类排放策略分析了政府最优碳税取值范围并结合算例分析得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结论。     

面对有限理性顾客的体验式服务系统最优定价与服务速度研究

在体验式服务系统中，服务时间越长，顾客越满意，但是同时增大了顾客接受服务所需的等待时间，因此企业通常面临着服务速度和服务质量的两难选择。本文采用logit模型刻画有限理性顾客的选择行为，考虑服务台不可靠的体验式服务系统。基于排队博弈理论，分别在垄断和竞争结构下分析管理者的最优定价和服务率决策，并对两种结构进行比较，最后探讨有限理性对顾客效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i)竞争的引入降低了企业的市场份额，但是同类服务的总市场份额增大；(ii)竞争的引入导致企业降低服务速率来提高服务质量，但是服务价格可能同时提高；(iii)竞争的引入可以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iv)当市场规模较大时，管理者在追求其自身收益最大化时，会导致有限理性顾客进入服务系统所获得的效用为负；但是当市场规模较小时，管理者的最优决策可以保证顾客的效用为正。     

多期碳限额与交易下企业产品减排决策

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约束下,减排企业不仅要考虑当期的碳排放量,还需要考虑在"祖父原则"下当期决策对后期碳配额的影响,以及碳交易价格的时间动态性.文章综合考虑减排投入成本和政府碳政策,研究企业在多期生产中的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问题.结论表明:1)在一定成本和碳政策条件下,企业会进行产品减排,最优减排率和产品价格由减排技术参数、下期碳配额比例和多期碳价共同决定;2)企业单期利润是当期碳价的凹函数,是下期碳价和碳配额分配比例的凸函数;3)企业通过产品减排可以增加产品需求和增加企业利润,同时会增加产量,但是企业在进行产品减排时的多期总排放量总是低于传统企业,可降低社会总体排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