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与最优环境政策组合

构建环境政策内生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存在技术溢出效应时,环境政策组合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税和研发补贴有利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两者组合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社会最优排污税税率低于排污对社会的边际破坏程度,并随着均衡产量的增加而提高。在技术溢出效应较高时,政府采取排污税和补贴的组合工具,而当技术溢出效应较低时,政府采取排污税和研发税的组合工具。当排污税税率外生给定时,竞争创新情况下的政府补贴要高于协同创新情况下的政府补贴。政府应结合行业技术溢出特征,采取相应的税收与补贴结合的政策工具,并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促进企业集群协同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环境规制作为解释变量,基于2003~2010年中国19个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环境规制数据,采用固定效用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呈“U”型,即环境规制增强前期成本效应大于创新效应,经营成本提高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环境规制增强后期创新效应大于成本效应,研发创新促使产品质量提高。不同行业对环境规制的敏感度不一样,将样本数据中涉及的19个部门,分为重污染行业和轻污染行业进行分类回归,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轻度污染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呈倒“U”型,即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环境规制对重度污染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呈“U”型,即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据此,提出有效利用环境规制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发展绿色贸易的政策启示。     

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研究——以排污收费为例

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下,以排污收费为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动态博弈模型,刻画了环境规制的约束性本质特征。以此为基础,通过对政府规制利益集团理论Peltzman模型进行修正和拓展,构建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均衡模型,阐述了环境规制执行均衡的形成机制。基于环境规制执行均衡模型,分析了制度因素、环境规制政策标准、治污成本和污染削减技术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通过调节环境规制执行强度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从而达到环境规制执行的均衡状态。中央政府制定的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标准尽管在理论上能够提高企业的治污投入,但却有可能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产生负面影响。降低企业治污成本能够促进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境规制,而污染削减技术创新则会在不同条件下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产生不同的影响。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基于异质环境规制的调节

采用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技术,实证分析了命令型、自愿型和经济型三类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异质动态调节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驱动了国内产业升级,但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具有明显的倒“U”型动态演化特征;环境规制在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着“调控器”功能,不仅可扭转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不利影响,还有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动态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环境规制调节特征,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经济型环境规制调节下均呈现正向“U”型特征,在自愿型环境规制调节下具有正向倒“U”型规律;现阶段环境规制的调节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从调控手段来看,命令型环境规制最佳、经济型环境规制次之、自愿型环境规制较弱。从空间差异来看,东部地区最明显、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差。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的视角

绿色创新是企业应对政府环境规制的有效方式, 而环保社会组织的参与监督和引导则是对政府环境规制效果的有力补充。本文通过构建企业、环保社会组织和政府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演化过程中三方主体的互动机理。结果表明:增加环保社会组织直接参与监督的比例、环保社会组织对企业提供的绿色创新支持、对企业污染行为的震慑压力等因素均能影响演化结果。最后从政府、环保社会组织和企业自身角度给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     

基于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环境规制研究

环境规制中企业、政府和环境规制机构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是影响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博弈论原理,分析了信息不对称下规制机构与企业合谋的可能与政府监管的必要,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规制合约的设计与选择、执行与监管两个阶段,构建了多阶段的委托代理模型,考察了政府合约设计和监管、环境规制机构与企业合谋的因素,得到了环境规制中影响行为主体的关键政策变量,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府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及仿真研究

通过建立由重污染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构成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博弈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利用Matlab 2018a仿真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各主体初始意愿和政府规制措施等相关因素对三方博弈演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进行规制的初始意愿提高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有促进作用,且重污染企业策略的演化速度快于银行业金融机构,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的初始意愿提高会减慢地方政府策略的演化速度;地方政府规制的奖惩力度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补贴力度对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作用较小;重污染企业创新反馈力度不改变地方政府策略稳定性,寻租成本增大有利于企业向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演化。     

公众参与视角下的央地环境规制博弈分析

本文首先构建环境规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将公众作为第三方参与主体,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众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详细比较两方和三方博弈模型的区别,探究各个主体策略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未有公众参与下,地方政府策略选择主要受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成本、环境收益、经济损失,消极执行的环境政绩损失,中央政府监管力度、治理补贴和对地方政府的处罚等因素影响;中央政府的监管策略主要受到严格监管的成本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补贴和处罚等因素影响。引入公众参与后,在央地两方博弈的基础上,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策略的影响因素还增加了地方政府被举报后所受到的追加处罚,中央政府监管策略的影响因素还增加了中央政府监管力度、对地方政府的追加处罚以及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损失。(2)未有公众参与下,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的概率随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概率的增大而减小。引入公众参与后,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率随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概率的增大而增大。说明在公众参与下,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对中央政府严格监管产生的抑制作用转变成了促进作用。(3)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的概率、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的概率都随公众举报概率的增大而增大。说明公众参与不仅对地方政府承担环保责任具有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促使中央政府落实环境治理政策。     

合作创新是否真的助力企业节能减排？

2018年1月1日实施环境保护税法以后,我国正式开始了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的混合环境规制框架。本文基于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构建了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讨论各种政策相互作用下的均衡策略选择。研究结论显示:一是从政策作用效果来看,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减排技术创新投资决策。但是碳排放权交易和环境税却对企业生产决策起到叠加作用,抑制产品市场的活跃程度。二是从企业合作创新模式来看,本文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即技术溢出系数大于临界阈值时,完全合作创新模式是企业最优选择,并实现了企业最优减排水平;否则完全合作创新模式并不优于不合作创新模式。说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环境税率、减排补贴率的合理制定,以及合作创新的技术溢出率大小将影响减排企业在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最优决策,我国政府需要重视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联动效用来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政府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政策研究

通过构建两阶段异质产品减排博弈模型,文章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最优的企业减排研发投资及研发补贴政策,并进一步讨论了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政策下政府实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环境和经济效果。结论表明:政府应主动实施减排研发补贴政策,最优减排研发补贴受技术溢出率、产品差异程度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影响。当减排研发效率较低时,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大,最优的减排研发补贴水平不断提高,当减排研发效率较高时,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大,最优的减排研发补贴水平不断下降;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提高,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水平不断提高;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加深将使得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水平下降。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政策下,政府实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降低整个行业的污染排放、提高行业的利润和社会福利水平,从而能够取得经济和环境的双赢。最后,结合相关结论,本文给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减排研发补贴政策设计的相关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参考。     

绿色技术创新利益相关者的三群体演化博弈及其仿真

基于利益相关者和演化博弈理论,探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角色和作用,并构建政府、企业和公众间的三群体演化博弈模型,运用MATLAB仿真分析政府、企业及公众在不同稳定性条件下演化决策行为。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企业及公众三个参与主体间行为选择策略存在路径依赖;政府的公众环保宣传力度并非越强越好,适度的公众环保宣传有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过度宣传反而会因高成本而阻碍绿色技术创新;政府征收污染税费并采取技术创新激励会推动企业采纳绿色技术创新,但高额的技术创新激励会抑制政府的环境规制。因此,政府应完善环境规制的政策法规,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激励公众的监督积极性,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合力,共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     

基于减排框架的最优技术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减排框架,本文分别引入研发补贴政策、研发卡特尔(简称“R&D卡特尔”)、竞争研发联盟(简称“RJV竞争”)及卡特尔研发联盟(简称“RJV卡特尔”)等四种技术政策,构建了一个多阶段博弈模型,研究单一技术政策、技术组合政策情形下双寡头企业减排研发绩效、利润及社会福利水平,并进一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探讨政府和企业最优的技术政策选择,政府和企业最优技术政策选择结果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首先,从政府角度来看,组合政策的效果总是相对优于单一技术政策,并且政府最优的技术政策选择为RJV卡特尔与补贴组合政策。其次,无论溢出率取何值,政府和企业最优的技术政策选择都是一致的。最后,排污税取值影响政府和企业最优技术选择的一致性,当排污税较小时,企业最优的技术政策选择为RJV竞争与补贴组合政策(或RJV竞争政策);当排污税较大时,企业最优的技术选择为单一的技术政策。为了使政府和企业的最优技术政策选择一致,政府应选择一个合适的排污税。     

环境治理政策的减排、增效与结构优化效果动态评价

为测度环境治理政策波动对产出、减排、要素配置、消费与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将异质性消费偏好、产出差异性、环境效用和环境损失函数引入E-DSGE模型。政策强度分析发现,技术进步、排污税和消费税政策效果较强,环境控制和治污支出冲击效果较弱。政策效应分析发现,技术进步政策效应最优,能实现增产和减排双重目标,促进要素配置和居民消费、产出与消费结构改进;排污税和政府治污支出政策次优,能实现增产和减排的双赢目标,促进要素供给和产出结构清洁化,不利于消费提升和消费结构优化;环境控制与消费税政策效果最差,以牺牲产出实现减排,不利于要素配置,产出与消费结构改进效果较弱,消费税会抑制居民消费,但消费税政策效果随环境友好型家庭比例提升而加强。     

环境税费政策下快递包装材料回收利用的最优决策及社会福利分析

本文在一个两阶段的决策模型中研究了政府环境税收政策下快递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问题,通过比较快递服务商在不同经营策略下的总利润和碳排放总量,刻画出不同环境税费水平下的最优经营策略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当快递包装材料回收再利用的固定投资成本过高时,随着环境税费水平的不断升高,快递服务商并不一定总是选择绿色经营策略。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快递服务商即使选择了绿色经营策略也并不能总是带来碳排放的减少和环境的改善。而如果政府能够进行适当的固定投资补贴,则可有效地促进快递服务商选择并保持绿色经营策略,并且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在引入单位碳排放的外部性成本后,本文分析了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最优环境税费水平。算例分析显示,政府的政策干预有可能同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快递服务商总利润的增加和碳排放总量的减少。     

我国化石能源消费多因素分析——基于新能源替代与能源技术进步视角

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投入,但是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费会造成严重的污染。为了缓解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的问题,我国新能源替代步伐逐渐加快。本文基于新能源替代与能源技术进步视角对化石能源消费进行了多因素分析。首先,基于总产出对化石能源与新能源弹性,计算了两类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到了两类能源的技术进步度量。然后,选取了1995-2016年间我国实际GDP、能源技术进步、新能源消费、环境规制、城镇化等变量作为影响化石能源消费的因素,时间序列回归结果显示新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还未形成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新能源与两类能源技术进步的交叉项对化石能源消费的控制作用显著。最后,基于各个解释变量的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情景模拟,发现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和能源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我国化石能源消费峰值将在短期中出现。     

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管制行为研究

中央环保督察对环境的改善效果备受肯定,但是这种改善效果的持续性却受到质疑。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动态复制系统,探究中央环保督察压力下空气质量改善的途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空气质量的改善可能来自于地方政府无差别的关停污染企业;中央政府一味地加大对地方政府环保失职的惩罚,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采取一刀切式的“懒政”、“怠政”行为;辖区的初始污染水平、管制成本均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地方政府一刀切行为是多因素驱动的结果,中央政府应协调各方力量,理性决策,推动中央环保督察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