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对并购行为的影响和潜在机制

为探究企业战略风险度和偏离度对并购行为的影响,本文以沪深A股2010~2017为样本数据,基于Logit和Possion模型对企业战略与并购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战略风险度与并购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战略越是风险偏好型的企业,其并购倾向越高,并购次数越多;企业战略偏离度与并购行为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战略越是偏离同行常规战略的企业,其并购倾向越低,并购次数越少。进一步研究表明,完善的内部控制、较高的薪酬激励和聘请稳健的高管能够有效约束由企业战略引起的过度并购和并购不足行为,促进并购行为合理化。本文基于企业战略视角研究并购倾向和并购次数,有助于理解并购行为形成的内在机制,同时,对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治理和风险管控亦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     

高管个人特征对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问题一直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利用2006年到2017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个人特征如何对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结果表明,被激励高管的个人特征如高管年龄、任期、学历与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年龄越大、任期越久、学历越高、社会资本越丰富的高管,公司更倾向选择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男性高管越多的公司,越倾向选择股票期权激励模式,然而性别对其影响并不显著。本文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果丰富了股权激励相关理论,并为上市公司科学合理地选择股权激励模式提供参考。     

制度落差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关系研究

本文分析了制度落差与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着重对比了制度顺差与制度逆差情况下,制度差异对企业海外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正式制度顺差的情况下,东道国与母国间正式制度差异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以合资形式建立子公司;在正式制度逆差情况下,东道国与母国间正式制度差异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以全资形式建立子公司。同时发现,正式制度落差并不影响非正式制度对进入模式的影响方向,即随着母国与东道国非正式制度差异的增大,企业更倾向于以全资形式建立子公司。     

所有者结构与封闭式基金折价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所有者结构将对公司价值存在影响,分别为兴趣趋同效应和大股东侵占效应。这两种效应分别预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将增加/损害公司价值。在西方和中国股市的实证研究同时发现了这两种效应的存在。同时有理认认为:在美国的封闭式基金之间也存在大股东侵占效应,基金大股东持股越高,封闭式基金折价幅度越高。本文针对中国封闭式基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横截面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当封闭式基金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基金折价幅度越大。本文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与美国实证研究类似的结果不是由于大股东侵占引起的,而是由于机构投资者等大股东主动选择的结果: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于折价幅度比较高的封闭式基金。     

CEO社会阶层影响了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吗?——基于中国跨国公司微观数据

针对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向高政治风险地区发展的新态势,不同于以宏观国家层面、中观行业层面、微观企业层面为视角的已有研究,本研究以更为微观的企业内部高层决策者特征——CEO社会阶层为视角,选择沪深2009~2017年中国跨国公司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理论和印记理论,使用Logit回归方法,探索CEO社会阶层对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结果发现,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即社会阶层越高/低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高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中间社会阶层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低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CEO政治资本对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正U型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为拓展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做出贡献,为中国跨国公司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加强高管集体审慎决策,充分发挥CEO社会阶层优势或有效抑制CEO个人有限理性决策不足,进而做出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管理启示。     

海外区域技术平台投资的时机选择模型及实证研究

基于后发企业海外区域技术平台(RTP)投资中“成熟技术产品推广”和“新技术产品开发”两个阶段,本文构建了两阶段实物期权模型。进一步,利用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了RTP投资时机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第一阶段外生不确定性越低、第二阶段内生不确定性越高、新技术产品项目的增长期权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尽早地RTP投资于海外市场;在两阶段内外生不确定性的不同条件下,RTP投资时机相应地对企业创新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差异影响。     

基于Probit和Tobit模型的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决策研究

Melitz的企业异质性理论认为,企业的出口行为选择是由其生产率差异决定的,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选择出口贸易,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供应国内市场.在异质性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下,构建了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决策模型,并基于中国2009年1718家上市公司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从总体和行业两个层面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结果显示中国企业数据是符合企业异质性理论的结论.其中,总体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出口,与Melize的结论是吻合的;企业资本越少、员工人数越多企业出口可能性越高;企业盈利状况也与出口选择指标正相关;东部地区企业明显更倾向于出口.行业研究显示,行业因素和国家政策在企业出口行为决策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股权集中、机构持股与内幕交易:来自沪深A股的经验证据

选择2011-2016年沪深A股2158家公司面板数据,借助累计异常换手率衡量内幕交易行为,研究股权集中、机构持股与内幕交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发生内幕交易的可能性越大,非国有上市公司比国有上市公司发生内幕交易的可能性更大;机构持股能显著减弱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过高引发的内幕交易行为,在监管法治不到位的情况下,机构持股能有效抑制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内幕交易行为.文章研究结论为内幕交易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半参数单指标方法的公司治理研究

本文以1995-2000年间我国所有上市公司CEO更换的数据为样本,应用半参数单指标方法(single-index semi-parametric methods)分析影响上市公司CEO强制更换的因素,对公司治理的效率进行了初步的判断。研究表明:(1)强制性CEO更换与公司业绩、银行短期贷款比率负相关;(2)当最大股东为国有商业机构时,CEO被强制更换的几率比较大;(3)最大股东的持股比率未能对强制性CEO更换起到显著解释作用。总体而言,公司的治理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银行作为债权人,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委托代理冲突下的企业投融资决策

采用实物期权与均衡定价理论,研究委托-代理冲突下的企业投融资决策问题.考虑管理者拥有企业投融资决策权时,其如何同时选择投资时机、投资规模及资本结构.分析了管理者持股与项目风险(不确定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融资的影响.数值分析表明:给定资本结构下,杠杆企业管理者决策的投资时机与投资规模变化呈现出负相关;对比于纯股权融资企业,杠杆企业管理者加速了投资期权的执行并增大了投资规模;财务杠杆率是管理者持股比例的U形函数,且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大,会加速投资期权的执行、增大投资规模与债务融资规模,并降低代理成本;项目风险的增大会导致企业投资时机、投资规模、债务融资规模和代理成本增大及财务杠杆率降低.     

大股东持股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区间特征

论文以中国深沪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1-2005年跨越多个年度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股权集中背景下大股东持股及其他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区间特征,两者间呈现出一种"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且本研究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公司价值与大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度负相关,而与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正相关。此外,与现有的理论预期和研究结论完全相反,本研究发现公司价值与独立董事比例显著负相关。     

网络组织治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网络治理目标、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环境四个方面分析网络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在具有典型网络合作特征的企业展开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网络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成员企业之间的差异性越大、资源互补性越强、文化兼容性越好、关系资本强度越高,治理绩效越好;治理目标、治理环境和治理机制对治理绩效存在一定影响,但对我国企业而言具有其特殊性。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程度与公司治理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机械、设备和仪表行业的16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04—2006年的数据，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Z指数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作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股改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正相关并不显著，且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Z指数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负相关；股改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正相关，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Z指数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负相关。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CEO非正常离职行为北大核心CSCD

CEO离职是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件,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高管与公司特征对高管离职的影响,研究股东行为对于CEO离职影响的文献还较为匮乏.文章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CEO非正常离职的影响.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CEO非正常离职的概率,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及PSM方法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前述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由控股股东委派的CEO而言并不明显;此外,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之后,竞争能力更强的CEO的离职倾向更明显,而更好的公司治理水平能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CEO离职的影响.文章在一股独大的背景下,探讨公司的CEO这一极其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如何对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做出反应,既拓展了股权质押相关研究文献,也有利于学术界从动态的视角理解影响CEO离职背后的股东行为因素.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CEO非正常离职行为

CEO离职是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件,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高管与公司特征对高管离职的影响,研究股东行为对于CEO离职影响的文献还较为匮乏.文章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CEO非正常离职的影响.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CEO非正常离职的概率,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及PSM方法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前述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由控股股东委派的CEO而言并不明显;此外,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之后,竞争能力更强的CEO的离职倾向更明显,而更好的公司治理水平能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CEO离职的影响.文章在一股独大的背景下,探讨公司的CEO这一极其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如何对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做出反应,既拓展了股权质押相关研究文献,也有利于学术界从动态的视角理解影响CEO离职背后的股东行为因素.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基于群体决策视角的分析和实证

我国公司决策更多的是群体而非个体决策,群体决策强化还是弱化了过度自信偏差?本文从群体决策的层面研究了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摈弃传统公司并购理论中的管理者理性假设,从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出发,以我国422家上市发行A股的并购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群体决策中的管理者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长期绩效显著负相关;与短期绩效也负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克服或减少管理者决策偏差行为的若干可行的举措。     

自由现金流、公司治理与财务性投资——基于2011-2013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预期效用和控股权利益理论,运用数理分析方法,通过构造公司价值的V-N-M效用函数,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性投资行为的因素及其机理进行分析,并以2008-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公司自由现金流越多,越有可能进行财务性投资;(2)在自由现金流一定条件下,资产负债率越高,上市公司越不可能进行财务性投资;(3)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财务性投资存在倒U型的关系。     

阈值风险下的多企业合作治理污染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环境污染具有跨区域性,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由单一产污企业治理污染物难以取得有效成果,辖区内多个产污企业合作治理是环境保护的必由之路。 本文从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多个排污企业之间的决策演化过程,建立了多主体演化博弈模型,并考虑了污染排放总量超过总量阈值时的环境恶化风险,研究阈值风险对产污企业合作治理污染策略选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治理成本很大地约束了逐利企业治理污染的行为选择,造成公地悲剧的社会问题。 企业治污成本较大背景下,环境阈值风险发生概率越高,越能有效促进合作治理环境策略的演化稳定,合作治理占优于不治理。 出于对企业自身初始禀赋的保护,产污企业初始禀赋越大、排污收费率越高,越能有效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物的积极性。 最后,为促进辖区内污染企业合作治理污染提出了政策建议。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高技术企业技术外部获取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企业管理者的业绩预测偏差是衡量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的一个重要体现,值得关注和研究。本研究采用我国2004~2013年高技术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应用Ordered-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高技术上市公司技术外部获取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上市公司以非股权技术联盟作为首要的技术外部获取方式,公司风险投资是最后的选择;同时,研究发现:在对技术外部获取方式进行选择时,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高技术上市公司选择并购优先于合资和少数持股联盟,而管理者非过度自信的高技术上市公司选择少数持股联盟优先于并购和合资。该研究方法简单、高效、合理,是企业高管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科学获取技术外部的一种新的方法选择。     

生产率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借鉴演化博弈理论探究企业通过OFDI“走出去”时的跨国并购方和标的方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异对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利用Hotelling模型构造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博弈模型,讨论两类企业OFDI进入方式决策在并购双方生产率差异变化之下的变迁机理。研究发现:当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生产率差异较小时,市场达到两类企业都倾向于跨国并购策略的演化稳定状态;当并购双方生产率差异较大时,企业的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其结构对其OFDI进入模式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知识或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与综合实力强势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采取跨国并购战略,而另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绿地新建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即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因其所属的行业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其结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