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社会阶层影响了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吗?——基于中国跨国公司微观数据

针对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向高政治风险地区发展的新态势,不同于以宏观国家层面、中观行业层面、微观企业层面为视角的已有研究,本研究以更为微观的企业内部高层决策者特征——CEO社会阶层为视角,选择沪深2009~2017年中国跨国公司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理论和印记理论,使用Logit回归方法,探索CEO社会阶层对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结果发现,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即社会阶层越高/低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高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中间社会阶层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低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CEO政治资本对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正U型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为拓展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做出贡献,为中国跨国公司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加强高管集体审慎决策,充分发挥CEO社会阶层优势或有效抑制CEO个人有限理性决策不足,进而做出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管理启示。     

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分析:基于发展中国家视角

基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探讨了政治关系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设定"政治关系"因子,借助经济学市场均衡理论,在分析两类生产企业以及一类用户的基础上,通过求解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价格和产量,研究了企业潜在利润和生产选择.进而得到:企业的政治关系越强,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临界生产率就越低,使之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新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新变化

本研究基于Dunning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并引入生命周期动态理论,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别面板数据,探索了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的新变化.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资源稟赋、战略资产稟赋、制度质量以及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等因素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倾向投资于高政治质量的东道国,并且越来越少的被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稟赋所吸引,这些结果都符合并反映了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新变化.     

制度落差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关系研究

本文分析了制度落差与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着重对比了制度顺差与制度逆差情况下,制度差异对企业海外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正式制度顺差的情况下,东道国与母国间正式制度差异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以合资形式建立子公司;在正式制度逆差情况下,东道国与母国间正式制度差异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以全资形式建立子公司。同时发现,正式制度落差并不影响非正式制度对进入模式的影响方向,即随着母国与东道国非正式制度差异的增大,企业更倾向于以全资形式建立子公司。     

基于两阶段模型的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以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国为样本,综合考虑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石油资源、东道国与中国经济贸易情况以及东道国政治与商业风险情况等因素,选择了17个变量,利用Heckman Two-Stage模型分析了这些因素对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影响.研究结论指出,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国家选择与其在选定国家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前者主要受东道国GDP规模、GDP增长率、腐败控制力度等的影响,后者则受东道国GDP规模、石油出口能力、经济稳定状况的影响更加显著.另外,东道国货币价值及东道国法律制度情况对两者都产生显著的影响,但作用正好相反.     

风险收益不对等条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合作模式的优化

针对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资金短缺、进展不顺利的问题,在风险分担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政府、东道国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投资合作模型。目的在于设计出足够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且保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顺利开展的风险分担模式。并通过数值模拟风险分担比例和利润分享比例对投资时机和投资价值的影响,证明了中国政府与社会资本间存在最优的风险分担比例,以及东道国政府与社会资本存在最优利润分享比例。     

产品市场竞争、风险承担与公司投资效率

产品市场竞争是影响公司投资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市场竞争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本文利用2009～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风险承担和公司投资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缓解过度投资和抑制投资不足，从而提升公司投资效率；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支持了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观点；风险承担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提升也具有显著作用。同时，风险承担能够在产品市场竞争和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相关文献研究，而且为上市公司参与市场竞争和政府部门正确认识市场竞争的作用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海外区域技术平台投资的时机选择模型及实证研究

基于后发企业海外区域技术平台(RTP)投资中“成熟技术产品推广”和“新技术产品开发”两个阶段,本文构建了两阶段实物期权模型。进一步,利用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了RTP投资时机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第一阶段外生不确定性越低、第二阶段内生不确定性越高、新技术产品项目的增长期权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尽早地RTP投资于海外市场;在两阶段内外生不确定性的不同条件下,RTP投资时机相应地对企业创新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差异影响。     

激励国外直接投资的合资方案

本文讨论在国际经济投资中，国外投资者主观认定的政策风险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提出东道国激励项目中的国外直接投资达到不受风险影响投资量的合资方案，证明了该方案的存在性，并在不同条件下给出方案的选择方法．讨论了合资方案对合资后双方的利益的影响。     

双边投资协定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信号模型的博弈分析

在Jan Peter Sasse(2011)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其假设条件,利用不完全信息下的信号传递模型,对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的信号效应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BIT作为东道国传递给投资者的信号,该信号有效的条件在于BIT遵守成本的差异,投资者因此有了区分不同类型东道国的依据.东道国之间的引资竞争关系,会不断升级BIT的版本与内容,直至投资环境较差东道国的遵守成本高至无法覆盖签订BIT所带来的投资收益,此时高标准BIT的二次信号有效.此外,在模型拓展分析的基础之上,试图解释了“为何当前高标准BIT已成为各国所关注的对象?以及投资环境越自由的东道国所签订的BIT标准为何越高?”等问题,这对于理解BIT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信号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政治风险的跨国动态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运用Diebold和Yilmaz提出的溢出指数模型，计算了全球22个主要经济体1984～2020年的总体和方向性政治风险溢出效应，并重点剖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风险关联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风险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直接和间接联系进行跨国传播，平均总溢出指数为45.16%;政治风险溢出强度在金融危机和恐怖袭击等全球重大经济和政治事件期间显著升高，主要国家的边际净溢出指数和边际总溢出指数大幅增加；各国的政治风险溢出指数比溢入指数波动幅度更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溢出和溢入水平均略高于发达国家；中国政治风险的溢出和溢入效应均排名靠后，但在其加入WTO之后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出现波动高峰；在所有国家中，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与中国有着较强的政治风险双向溢出关系，南非受到中国政治风险较大的溢出影响，而瑞士、阿根廷和西班牙是中国政治风险的较大输入性来源。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技术进步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5国实证检验北大核心

在国际技术溢出理论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随机前沿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35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东部沿海省份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全国总体和中西部省份的技术进步则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应该采取差异化投资策略：东部沿海省份应该依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扩大对沿线研发资本丰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西部省份应该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扩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并努力改善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推进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继续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中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的视角

在分析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决定理论基础上,揭示了母国制度因素和政府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OFDI的重要作用.以中国企业OFDI为例,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和分析了中国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两类变量与OFDI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发现:表征制度质量的法律与秩序、政府稳定性、官僚体系质量及腐败等四个基本因素和表征政府参与的所有权程度与政府政策两个变量均对中国企业OFDI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的经济增长对OFDI有的影响是正向的,汇率和出口依存度对OFDI的影响是负向的.据此,提出要通过加强对国家经济风险的评估预警系统建设、建立健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体系等来化解国家经济风险的不利影响.     

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风险承担和融资约束的视角

为探究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双视角，选取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风险承担在超额商誉与过度投资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即超额商誉会加剧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加剧其过度投资；融资约束在超额商誉与投资不足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超额商誉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加剧其投资不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抑制超额商誉与过度投资间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传导路径和治理措施，也为企业优化投资效率提供了靶向指导。     

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址决策

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新近发展的“‘新’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高生产率企业通过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存在于规模较大的市场,本文在后者理论框架下考察中国企业区位选址这一被忽视的问题。运用中国1999~2007年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00多万家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克服样本选择性偏误,本文发现:相比低生产率企业组,高生产率企业选址于更大规模的城市。而且,这种选址倾向在不同区域和企业所有制上具有差异表现:相比传统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高生产率企业选址于大城市的倾向更为明显;相比集体企业,港澳台、外商及私营企业的这种倾向性更为显著,且估计结果显示国有企业选址不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影响。以上发现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址决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     

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公司风险承担:治理效应抑或声誉效应？

基于信息披露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从而验证了信息披露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发现,管理层持股激励能够影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并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说明管理层持股能够加强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的正向关系,且这种影响关系在高管理层持股组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信息披露和公司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而且对管理层激励契约的设计和公司风险认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迎难而上或静待时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能源企业的投资决策分析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能源企业数据为样本，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能源企业实体投资与虚拟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实体投资成本与虚拟投资收益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能源企业实体投资具有负向效应，对虚拟投资则为促进作用。同时，验证了实体投资成本与虚拟投资收益的中介效应，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企业投资的理论，同时也为能源企业应对外界高不确定性冲击提供了参考。     

开放式基金流动性赎回风险实证分析与评价

本基于Vikram Nanda，M．P．Narayanan(2000)的基金管理能力与流动性需求、流动性赎回风险关系模型的修正，研究结果表明，基金管理所预期的利润与其管理能力正相关，而与流动性成本和流动性需求的风险呈负相关；负担基金管理的边际能力相对于低流动性需求投资的数量和高流动性需求投资的风险而言是递减的；最低赎回费用与高流动性需求投资的风险和低流动性需求投资的相对稀缺性正相关。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赎回风险进行实证分析评价，并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区域开放程度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基于有向无环图的实证分析

基于现有研究忽略了区域对外开放程度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同期因果关系问题的缺陷,本文使用了有向无环图分析方法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同期因果关系,并采用2001~2011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284家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R&D投资越多、R&D波动性越小越有利于直接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外方注册资本情况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并且还可通过对企业R&D投资来间接地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区域外商投资质量通过企业R&D投资和R&D波动性间接地抑制了企业的创新产出;而区域对外贸易情况则是通过企业R&D波动性和外方注册资本情况来间接地影响企业创新产出。因此,企业应通过维持R&D活动的稳定性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出,同时当地政府不应盲目过多的吸引FDI,而应重点吸引、鼓励外商投资者在本地建立R&D部门,增强R&D活动的溢出效应。     

投资者情绪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企业过度投资的中介效应

投资者情绪的高涨或低迷会使股票偏离其内在价值,对企业的投资行为造成影响.反过来,企业的过度投资也会加剧个股未来崩盘的可能性.企业的过度投资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投资者情绪是否正向作用于个股未来崩盘的风险?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文章以200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过度投资的中介效应角度考察投资者情绪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投资者情绪与股价崩盘风险正相关.投资者情绪越高涨,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大.2)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在投资者情绪到股价崩盘风险的传导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投资者情绪越高涨,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就越高,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大.文章对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加强公司治理、抑制实体经济过热投资及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