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的跨国动态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运用Diebold和Yilmaz提出的溢出指数模型，计算了全球22个主要经济体1984～2020年的总体和方向性政治风险溢出效应，并重点剖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风险关联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风险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直接和间接联系进行跨国传播，平均总溢出指数为45.16%;政治风险溢出强度在金融危机和恐怖袭击等全球重大经济和政治事件期间显著升高，主要国家的边际净溢出指数和边际总溢出指数大幅增加；各国的政治风险溢出指数比溢入指数波动幅度更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溢出和溢入水平均略高于发达国家；中国政治风险的溢出和溢入效应均排名靠后，但在其加入WTO之后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出现波动高峰；在所有国家中，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与中国有着较强的政治风险双向溢出关系，南非受到中国政治风险较大的溢出影响，而瑞士、阿根廷和西班牙是中国政治风险的较大输入性来源。     

用期权定价模型估价创业企业的价值

本通过对创业企业期权特征的分析，以欧式带分红期权定理为基础，建立了创业企业价值评估的期权评估模型，最后就模型进行了实例分析。     

时变视角下有色金属市场金融化的行业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2006年8月至2016年12月的月度数据,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上中下游行业构建SVAR模型,并将有色金属价格波动的结构性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经济总需求冲击、金融投机冲击及预防性需求冲击,实证考察有色金属市场金融化的行业影响效应及相对重要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TVP-SVAR-SV模型,考察金融化对有色金属产业链各环节产出影响的时变性及结构性变化。结果发现:随着有色金属市场金融化的日益深化,其带来的有色金属价格波动会抑制有色金属产业链产出,且在不同有色金属品种中,由于金融化程度的差异,其抑制效应具有差异性;此外,金融化带来的有色金属价格波动对有色金属产业链产出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时变性特征,并在不同时间尺度与不同时点的影响程度与持续时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国际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有色金属市场金融化对有色金属行业产出的抑制效应。     

基于互惠动机公平均衡的投资项目决策模型及数值模拟分析

针对博弈主体互惠动机公平偏好的证据和特征,本文从理论上描绘了首席执行官和项目经理在信息对称与非对称条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和激励合约的设计,在理论模型构建及均衡分析中发现:项目经理互惠动机公平偏好可以提高其努力水平,带来与显性激励合约一样的激励效果,即互惠动机公平偏好产生了“挤进激励效应”;互惠动机公平偏好使得项目经理真实地汇报项目质量状况,优化了公司对项目资本配置的计划,避免了非对称信息下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互惠动机公平偏好产生了“信号显示机制”的作用。由于项目经理互惠动机公平偏好的“挤进激励效应”,使得投资项目资本配置决策临界点不会很低,从而抑制了投资不足的严重性。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具有异质性的项目经理提供了不同合约选择,把“自利”假设下委托代理决策的分析框架拓展到“非自利”的行为委托代理决策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