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关联性研究——基于主成分分位数回归方法的实现

选取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14个系统性风险的代表性指标,首先运用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指标的因果关系,然后分别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为被解释变量,利用主成分分位数回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在单个系统性风险指标中,机构极值风险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最为显著;中国金融市场整体系统性风险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指标在下尾分布拟合效果最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不能起到稳定器效果,其对系统性风险加剧有助推作用,同时系统性风险的上升也会倒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     

尾部极值分布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将极值理论应用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上,在尾部极值分布的假设下应用极端的分位数回归度量尾部的风险并研究风险变化和风险的相依性,本文度量了单一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并识别出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另外,本文还使用面板回归分析了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因素。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在险价值和系统性风险贡献在评价金融机构风险上的差异很大;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普遍较高;金融机构的规模和杠杆率两个特征变量对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最显著。政策建议方面本文认为要综合考虑金融机构规模、杠杆率、股票市场贝塔值等多个特征变量,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类金融机构进行资本监管和约束。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本质在于资产头寸的相关性。运用上市银行股票回报率的相关系数来反映银行间资产头寸的相关性,并以之测度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结果发现,2007年系统性风险处于较低水平,2008年和2010年系统性风险最高,超过了0.8,其它年份大多在0.7-0.8之间高水平波动。影响系统性风险的因素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等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间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以及宏观因素和中观因素对系统性风险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银行间业务的相互渗透及信贷规模的过度膨胀都有可能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监管机构应推进宏观审慎监管,尽早控制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银行信用风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逆周期资本缓冲——基于向量自回归和互谱分析方法的研究

银行业是典型的亲周期性行业,这种亲周期性必然导致宏观经济的波动传导到银行业,引起银行业信用风险水平的变化。我们采用时域和频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长短期存在非一致性,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有利于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下降,而中长期内经济增长反而会导致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提高,我们认为这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信贷过度增长累积的系统性风险的滞后效应。因此,我们建议我国应该启动实施Basel III提出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一方面可以保证金融机构在经济下行期稳定的信贷供给,另一方面可以防止经济上行期信贷过快增长累积系统性风险,从而减弱银行业的亲周期性。     

广义双曲线分布族下的动态系统性风险研究

为捕捉金融资产收益率尖峰厚尾和非对称特征,本文首次在广义双曲线分布族下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动态化测量,并对条件风险价值方法在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测量的适用性进行检验。通过返回检验表明,t分布下的动态系统性风险测度未能达到准确标准,双曲线分布下的条件风险价值相对其他分布能更准确的刻画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通过对各银行△CoVaR排序发现,国有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但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排名会随着时间不断发生改变.     

中国银行间拆借网络结构实证研究

银行间网络结构在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大多数估算银行间拆借网络结构的研究均采用最大熵估计方法,该方法估算出的网络结构接近全连接的网络结构,从而会低估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为了估算出更接近中国真实银行系统的银行间拆借网络,文章首次采用最小密度法,用2016年256家中国银行的真实数据,对中国银行间的拆借网络进行了估算.然后从中介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以及度的分布等角度研究了中国银行间拆借网络的拓扑特性,并与其他国家的银行间拆借网络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文章通过对实证数据的研究发现:首先中国的银行系统的拆借网络存在分层结构.其次,中国银行系统的银行间拆借网络结构属于无标度网络结构,但不同层中的银行的度的分布呈现不同指数的幂律分布.最后,在描述银行中心性的指标中,中介中心性能更好地描述中国的银行的重要程度,结果与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中国的银行完全一致.     

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的影响—来自中部某省份若干家商业银行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滞后一期的自回归模型为基础,综合运用统计描连、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等技术,针对2002年至2006年中部某省份若干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资本约束政策的实施对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的影响。结论显示: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行为选择的影响巨大,但是资本软约束会强烈抵消资本约束带来的正效应;中小型银行比大型银行更具有政策的敏感度,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应当进一步进行深入的市场经济改革。本文的创新在于:建立了一个信贷行为偏好指数来刻画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并把资本约束的实施与资本约束的软化引入计量模型,分别进行了总量检验与分类检验,从而得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     

动态中国银行网络系统传染性风险研究

银行网络系统的传染性风险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是目前针对银行网络系统传染的风险研究均考虑的是静态的网络结构及网络上银行的资产负债也均为静态,忽视了动态的网络结构及银行动态的资产负债的演化.文章首先构建动态演化的银行网络系统,其包括网络结构的动态演化与银行节点的资产负债的动态演化;然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数据,构建动态演化的中国银行网络系统,进一步研究中国银行网络系统的传染的演化规律,为中央银行制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系统风险不同预期下的存款保险费率测算

将影响银行资产价值的风险因素分解为系统风险因素和银行特定风险因素,进而在系统风险因素点估计和区间估计的不同预期下测算银行存款保险费率水平,得到的费率能够反映银行资产风险随经济形势波动的变化情况。通过模拟测算了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8~2016年间特定经济形势情境下的存款保险费率水平,并在极端压力下与传统Merton费率进行了比较。得到的基本结论包括:不同年度不同银行费率对系统风险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经济形势尾部极端分布对费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特点,风险极高区间对费率的贡献远大于风险极低区间;与传统的Merton费率相比,系统风险特定预期下测算的费率更契合经济形势的变化,这在存款保险制度运行初期,有利于增强基金的抗压能力。     

中国银行系统的宏观审慎监管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银行系统实行审慎监管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及相关监管机构的共识。但目前银行系统的监管研究多为微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研究缺乏,尤其是对中国银行网络系统进行动态建模并进行宏观审慎监管的定量研究未见。本文首先利用中国2008至2015年16家上市银行的实际数据构建动态的中国银行网络系统模型,然后使用Component VaR、Incremental VaR、Shapley value EL以及ΔCoVaR四种风险分配机制研究中国银行网络系统的宏观审慎监管方法。研究表明:对中国银行网络系统进行宏观审慎监管能够有效提升其稳定性,并且四种机制相比之下,ΔCoVaR的监管效果最为显著,而Incremental VaR则相对较差。此外,通过宏观审慎资本与银行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发现Incremental VaR、Shapley value EL以及Component VaR机制下的宏观审慎资本与银行的总资产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此时宏观审慎资本可以根据银行的总资产来设置;而ΔCoVaR机制下则不相关,因此宏观审慎资本可以依据各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大小来设置。     

基于互补双对数模型的国际资本流入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首先通过理论模型和文献回顾的方式对国际资本流入风险进行定量刻画;其次,运用18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样本数据,基于面板互补双对数模型(cloglog)模型实证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入风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外汇储备/GDP和GDP增长率水平越高,发生国际资本流入风险的概率越大,而经常账户余额/GDP和M2/GDP的比率越高,国际资本流入风险水平越低;最后,根据结论,为我国应对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转化率测算与债务风险识别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经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触发点,但由于隐性债务需要政府财政直接负担的比例难以确定,导致其实质风险无法准确测算。本研究构建了KMV模型、基于ROA的负担模型以及信用债的市场均衡模型,着重研究隐性债务中的两类主要债务,地方国有企业债务与融资平台债务转化为政府财政负担的转化率,并测算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表明:2011-2018年之间,地方国有企业债务转化为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的转化率在5.03%~9.13%之间,融资平台债务转化率在60.29%~82.31%之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由2011年的2.56万亿元上升到了2018年的12.2万亿元,占比也由24.5%上升到43.4%,说明隐性债务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综合债务规模逐年扩大,债务违约概率由0上升到3.07%,从无违约风险上升到中等风险区间,且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存在明显区域特征。     

多元化与公司风险研究

文章研究了公司的系统风险、债务风险和经营风险与公司的多元化程度的相关性。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的系统风险与公司的多元化程度是正相关的;公司的债务风险与公司的多元化程度是正相关的;公司的经营风险与公司的多元化程度是负相关的。随着公司多元化程度加深,公司的经营风险会变小,但是公司面临的宏观的资本市场的系统风险和企业自身的债务风险,会随着变大。     

基于ANP-灰色聚类方法的供应链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供应链网络结构日趋复杂,需要识别供应链网络风险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和识别出供应链运作过程中各种风险影响因素,构建了供应链网络运作风险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利用网络分析法对供应链网络风险影响因素和运作阶段进行分析,使用灰色聚类分析对风险因素进行评分,排序并筛选出重要的风险影响因素.通过对汽车零部件供应链网络进行案例分析,得知供应链网络结构特征因素相对于其他因素对供应链网络风险影响程度最大,在供应链管理和研究过程中应对其引起重视.     

债务期限和资本结构的联合影响因素:一个结构方程模型

在考虑债务期限与资本结构相互依赖关系下,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应用2SLS对债务期限和资本结构的联合影响因素进行经验检查,以拓展先前研究。研究发现,债务期限与资本结构是联立决定的,债务水平高的公司具有更多的长期债务,同时,长期债务多的公司具有更高的债务水平。     

基于Hilbert-Huang变换的金融收益政策风险因子识别方法

针对政策可能对金融收益产生风险问题,提出了基于Hilbert-Huang变换方法的政策风险因子识别检测方法。通过经验模态分解,Hilbert-Huang频谱分析得到金融时间序列的时域和频域特征,通过与量化处理后的政策进行匹配得到政策产生的异常波动情况,从而实现对政策因子风险的识别与处理。研究结果对于探究宏观政策对金融收益的影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最后以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与地产指数为算例,发现本研究提出的方法识别精度高,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基于风险态度的两级供应链设计与优化

决策者的风险态度将对供应链系统性能产生重要影响。供应链中考虑了供应商的产品价格、风险等级、供应能力和零售商需求为不确定性风险因素,研究了基于决策者风险态度的两级供应链设计与优化问题。建立了基于可信性测度的模糊机会约束规划模型,分析了风险态度的变化对供应链系统结构和目标的影响。     

基于CAPM框架下的创业企业风险资本融资契约设计

从组合的视角出发,考虑创业企业家的风险厌恶程度,通过等价利率将创业企业的风险资本融资契约适应到CAPM框架下,利用纳什议价解刻画双方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均衡解,基于风险-收益的角度建立了最优融资契约设计模型,为创业企业融资提供了契约设计和风险资本类型选择的一个依据,并通过算例说明了模型的可行性。研究还表明,创业企业引入风险资本优于纯债务融资,而股权的分配则取决于双方的议价力。同时,风险厌恶程度越低的创业企业家越趋向于选择独立的风险投资机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的创业企业家越趋向于选择公司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而风险厌恶程度不高,考虑后期贷款的创业企业家则趋向于选择银行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     

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基于时变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金融科技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通过动态因子模型构建我国金融科技发展指标;利用沪深两市金融机构的相关数据,基于DCC-GJR-GARCH模型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指标。然后通过TVP-VAR模型,在控制宏观经济变量和微观金融市场变量的条件下,研究了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动态时变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在金融科技发展初期,金融科技发展会增大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随着金融科技进一步发展,金融科技发展会降低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通过对金融机构进一步分类实证,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更显著。     

基于社会资本风险偏好的PPP项目控制权配置

为有效激励或规制社会资本的合作行为,在分析PPP项目控制权配置问题时,考虑社会资本风险偏好进而构建有限理性期望效用函数,得出不同风险偏好组合下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动态调整原则。研究表明,在政府为风险中性的前提下,风险规避的社会资本的控制权比例有最低激励阈值且与其风险规避系数呈负增长关系,体现控制权在激励的环境下实现规制的作用;风险趋向的社会资本的控制权比例有最高规制阈值且与其风险趋向系数呈正增长关系,体现控制权在规制的环境下实现激励的作用;政府产出随社会资本的风险规避系数、控制权比例呈负增长,而随社会资本风险趋向系数呈正增长。最后通过数值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在不同风险偏好组合下社会资本的控制权份额对其合作行为的激励规制效应及其对政府产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