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化定价策略下政府规制对生产者尽规模式选择的影响

单寡头垄断生产者同时生产新产品和再制造品,政府通过规定最低循环率对生产者行为进行约束。首先,研究差异化定价策略下政府规制对生产者尽规模式选择的影响,即生产者责任实现情况;然后,探究两种定价策略下生产者尽规的实现方式;最后,分析生产者如何选择两种定价策略。研究结果表明,生产者有三种尽规模式,并得到各尽规模式之间的阈值;随着规制水平的提高,低定价策略下将通过扩大新产品和再制造品生产规模的方式实现尽规,而高定价策略则通过减少新产品产量和增加再制造品的产量的方式实现尽规;当绿色消费者比例较大时,应采取高定价策略,反之则应采取低定价策略。     

EPR制度下的家电以旧换新回收策略优化模型

研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约束下,家电生产销售企业集中决策下实施以旧换新进行废旧产品回收的问题。在对家电消费者市场结构进行分析基础上,建立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实施以旧换新回收策略的优化模型,并根据我国家电行业EPR制度的特点,构建政府与企业间竞争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在政府环境效益最优时的补贴和基金征收标准下,企业以旧换新回收产品最优定价决策;同时,与企业不直接参与废旧产品回收时单一定价相应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EPR约束下,政府环境效益最优时的补贴和基金征收标准,对企业实施以旧换新回收策略的产品销量、总利润和废旧产品回收量的影响取决于企业成本结构、消费者结构、消费者效用和废旧产品回收处理能力。企业决策者需根据不同情形决定是否参与以旧换新回收实践。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PPP模式合作行为演化博弈分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以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和农村居民为博弈主体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PPP模式合作行为演化博弈模型,运用Matlab软件分析了三方主体的初始意愿和政府规制对三方主体行为策略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规制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PPP模式合作博弈系统演化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政府对社会资本的补贴资助、投机罚金、合作奖励和政府对农村居民的参与奖励。(2)与提高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本的补贴资助力度和惩罚力度相比,提高地方政府的激励规制初始意愿更能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PPP项目的顺利落地实施。(3)农村居民参与PPP项目的初始意愿的提升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参与收益。最后,为促进PPP模式在农村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可持续改善提出相应建议。     

环境规制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环境规制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行为互动,从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决策演化过程。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中参与者的行为特征。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分析了参与者的演化稳定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环境规制系统的初始状态、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和环境规制收益、中央政府的监查成本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额都会影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降低中央政府的监查成本、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查力度和违规处罚力度,降低环境规制成本、提高环境规制收益,将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从而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公众参与视角下的央地环境规制博弈分析

本文首先构建环境规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将公众作为第三方参与主体,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众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详细比较两方和三方博弈模型的区别,探究各个主体策略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未有公众参与下,地方政府策略选择主要受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成本、环境收益、经济损失,消极执行的环境政绩损失,中央政府监管力度、治理补贴和对地方政府的处罚等因素影响;中央政府的监管策略主要受到严格监管的成本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补贴和处罚等因素影响。引入公众参与后,在央地两方博弈的基础上,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策略的影响因素还增加了地方政府被举报后所受到的追加处罚,中央政府监管策略的影响因素还增加了中央政府监管力度、对地方政府的追加处罚以及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损失。(2)未有公众参与下,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的概率随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概率的增大而减小。引入公众参与后,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率随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概率的增大而增大。说明在公众参与下,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对中央政府严格监管产生的抑制作用转变成了促进作用。(3)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的概率、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的概率都随公众举报概率的增大而增大。说明公众参与不仅对地方政府承担环保责任具有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促使中央政府落实环境治理政策。     

基于SD演化博弈的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回收监管策略研究

大规模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逐步退役,如何有效回收利用成为社会难题.基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原则,NEV车企是承担动力电池回收责任的主体,政府合理的监管与奖惩及消费者的参与将影响动力电池回收的效果.建立有限理性条件下的“车企-消费者-政府”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运用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动态仿真与反馈结构分析方法,模拟各博弈主体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分析导致演化趋势的反馈结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系统三个演化稳定均衡策略分别对应动力电池回收产业的初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政府在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回收初期,与补贴政策相比,政府对退役动力电池供需两侧的监管惩罚更为关键;随着回收技术成熟和公众环保意识提高,退役电池回收有利可图,车企将主动积极回收,此时政府将逐步减少干预,最终演变为宽松监管,从而实现由政府外生监管转变为盈利内生驱动的回收利用演化路径.研究为制定有效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监管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扩大了演化博弈理论稳定均衡分析与SD动态仿真方法交叉结合、进行政策制定研究的理论和现实应用背景.     

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研究——以排污收费为例

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下,以排污收费为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动态博弈模型,刻画了环境规制的约束性本质特征。以此为基础,通过对政府规制利益集团理论Peltzman模型进行修正和拓展,构建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均衡模型,阐述了环境规制执行均衡的形成机制。基于环境规制执行均衡模型,分析了制度因素、环境规制政策标准、治污成本和污染削减技术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通过调节环境规制执行强度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从而达到环境规制执行的均衡状态。中央政府制定的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标准尽管在理论上能够提高企业的治污投入,但却有可能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产生负面影响。降低企业治污成本能够促进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境规制,而污染削减技术创新则会在不同条件下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产生不同的影响。     

基于三方演化博弈的后补贴时代新能源汽车政产学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政产学协同创新是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将进入新能源汽车后补贴时代,这项举措无疑会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在拟取消新能源汽车补贴的大背景下,运用三方演化博弈方法,建立了新能源汽车企业、高校、政府三方的协同创新博弈支付矩阵,通过Matlab的数值仿真,研究了相关参数对三方协同创新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三方参与协同创新意愿增长速度不同,且政府参与意愿会随着新能源汽车企业和高校参与意愿的增长而下降;新能源汽车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意愿趋近于稳定的速度始终快于高校;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和高校协同创新的激励成本的大小影响着政府的参与意愿;政府参与和不参与协同创新的可获得收益不能单独影响政府的参与意愿,参与和不参与可获得收益之间差额的大小决定政府的参与意愿。     

给定模糊成本开支约束情况下的最优投入组合

传统的生产者行为分析,考虑了给定产量约束下的成本支出最小化和给定成本支出约束下的产量最大化两种情况.本文利用模糊规划方法,讨论了生产者的成本开支约束为模糊约束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最优投入组合以使其产量达到最大,即实现模糊意义下的生产者均衡问题.     

绿色信贷、政府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及仿真研究

通过建立由重污染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构成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博弈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利用Matlab 2018a仿真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各主体初始意愿和政府规制措施等相关因素对三方博弈演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进行规制的初始意愿提高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有促进作用,且重污染企业策略的演化速度快于银行业金融机构,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的初始意愿提高会减慢地方政府策略的演化速度;地方政府规制的奖惩力度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补贴力度对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作用较小;重污染企业创新反馈力度不改变地方政府策略稳定性,寻租成本增大有利于企业向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演化。     

碳排放约束下政府与企业的stackelberg决策分析

在碳排放约束额不能由政府单独决定的条件下,本文通过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了非集中决策系统中政府与企业对绿色技术的决策行为。对政府而言,在考虑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对环境的关注度,并分析了该因素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对企业而言,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对绿色技术的选择并不随着约束值单调变化。当考虑技术成本对博弈双方决策的影响,发现企业对绿色技术的选择是由技术成本和产品经济效益对成本的补偿程度决定的。最后,综合考虑博弈双方的决策,本文讨论了政府能否通过适当的约束值来促使企业选择更好的绿色技术,并给出了建议。     

基于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环境规制研究

环境规制中企业、政府和环境规制机构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是影响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博弈论原理,分析了信息不对称下规制机构与企业合谋的可能与政府监管的必要,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规制合约的设计与选择、执行与监管两个阶段,构建了多阶段的委托代理模型,考察了政府合约设计和监管、环境规制机构与企业合谋的因素,得到了环境规制中影响行为主体的关键政策变量,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电子制造业应对EPR的政府监管机制研究

在我国,由于目前实施"制造商延伸责任制"(EPR)成本的高昂,使得大多数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电子制造商不愿意实施EPR.本文首先构造了市场机制下,电子制造商间的静态博弈模型;接着构造了政府规制下,电子制造商实施"制造商延伸责任制"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指出:在我国,要促使电子制造商回收处理废旧品,必须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要求政府采取适度的惩罚力度和保持一定的监督概率.当然.随着实施"制造商延伸责任制"成本的减少,实现电子制造业的责任延伸制的进程会越来越快.文章最后采用数值算例证明了文中结论的正确性.     

环境税费政策下快递包装材料回收利用的最优决策及社会福利分析

本文在一个两阶段的决策模型中研究了政府环境税收政策下快递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问题,通过比较快递服务商在不同经营策略下的总利润和碳排放总量,刻画出不同环境税费水平下的最优经营策略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当快递包装材料回收再利用的固定投资成本过高时,随着环境税费水平的不断升高,快递服务商并不一定总是选择绿色经营策略。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快递服务商即使选择了绿色经营策略也并不能总是带来碳排放的减少和环境的改善。而如果政府能够进行适当的固定投资补贴,则可有效地促进快递服务商选择并保持绿色经营策略,并且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在引入单位碳排放的外部性成本后,本文分析了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最优环境税费水平。算例分析显示,政府的政策干预有可能同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快递服务商总利润的增加和碳排放总量的减少。     

可再生能源发电商最优减排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研究

针对传统减排补贴激励政策的突出矛盾, 本文借助委托代理理论并从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条件的角度出发解析政府如何有效地设计优化减排补贴政策, 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政府最优减排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首先, 基于最优发电量的最大减排量确定政府对增加环境经济效益和节约电煤消耗量的社会福利的平衡系数在减排水平对电能生产强弱敏感条件下的最大临界值和最小临界值; 其次, 以临界最值为基准, 基于发电商最优收益分析在强弱敏感条件下减排补贴政策存在负向激励效应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最后, 基于政府最优减排补贴成本分析在强弱敏感条件下减排补贴政策对发电商所产生的正向激励效应。研究结论为燃煤发电区域政府科学引导可再生能源发电商积极参与减排合作而制定有效的减排补贴激励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和管理启示。     

企业污染减排过程中的政企合谋问题研究

考虑到污染物动态变化的影响,本文构建连续时间内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之间的Stackelberg微分博弈模型,对企业污染减排过程中的政企合谋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的合谋程度与地方政府的GDP偏好成正相关,与环境绩效的考核比重成负相关;不同的环境负责制对政企合谋的影响方向相反:任期负责制增强了地方政府的合谋动机,而终身负责制可有效地抑制地方政府的合谋动机;中央政府提高监督力度和惩罚成本系数增加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谋成本,是抑制政企合谋的外在约束。为抑制政企合谋,应转变以GDP为核心的单维扭曲机制,推进建立生态环境终身负责制;积极引导社会第三方的环境参与,弥补中央政府环境监管的不足;多元化惩罚手段,将经济惩罚和政治惩罚相结合,提高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谋成本。     

政府奖励对报废汽车回收模式选择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

随着我国报废汽车数量的增多,由其造成的交通隐患、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已成为重要社会问题,而如何设计合理可行的回收模式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以制造商主导为前提,提出了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废汽车回收模型,构建了制造商回收、销售商回收和第三方回收模式下的回收流程和数学模型,通过实例对考虑和不考虑企业社会责任两种情况下的回收模型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不同政府奖励下报废汽车回收模式的策略选择。通过研究发现:(1)不论是否考虑企业社会责任,随着政府奖励的增加,制造商最终都会选择由自己进行回收;(2)当考虑企业社会责任时,政府奖励和决策者经济责任偏好都会导致决策的改变,随着政府奖励和赋予经济责任权重的同步增加,制造商的决策由第三方企业回收模式或销售商回收模式变成了制造商回收模式,表明政府奖励和企业社会责任对报废汽车回收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基于异质环境规制的调节

采用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技术,实证分析了命令型、自愿型和经济型三类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异质动态调节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驱动了国内产业升级,但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具有明显的倒“U”型动态演化特征;环境规制在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着“调控器”功能,不仅可扭转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不利影响,还有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动态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环境规制调节特征,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经济型环境规制调节下均呈现正向“U”型特征,在自愿型环境规制调节下具有正向倒“U”型规律;现阶段环境规制的调节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从调控手段来看,命令型环境规制最佳、经济型环境规制次之、自愿型环境规制较弱。从空间差异来看,东部地区最明显、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差。     

绿色技术创新利益相关者的三群体演化博弈及其仿真

基于利益相关者和演化博弈理论,探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角色和作用,并构建政府、企业和公众间的三群体演化博弈模型,运用MATLAB仿真分析政府、企业及公众在不同稳定性条件下演化决策行为。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企业及公众三个参与主体间行为选择策略存在路径依赖;政府的公众环保宣传力度并非越强越好,适度的公众环保宣传有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过度宣传反而会因高成本而阻碍绿色技术创新;政府征收污染税费并采取技术创新激励会推动企业采纳绿色技术创新,但高额的技术创新激励会抑制政府的环境规制。因此,政府应完善环境规制的政策法规,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激励公众的监督积极性,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合力,共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稀土矿区环境治理及监管策略研究

针对稀土矿区环境治理的复杂性,本文通过建立地方政府和稀土企业之间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博弈双方在不同情形下的演化稳定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并利用matlab对其进行数值仿真。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执行环境规制时对稀土企业的奖惩政策、稀土企业的治污成本以及非法开采时的额外收益都会影响地方政府与稀土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降低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稀土企业的治污成本等都会引导博弈双方的演化稳定策略趋向于{严格监管,合法开采},从而促进矿区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