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角下湖南省贫困治理绩效评价研究

构建湖南省贫困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湖南省51个扶贫开发重点县2014-2017年数据,对湖南省贫困治理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湖南省精准扶贫的贫困治理绩效显著,但减贫边际效应递减;精准扶贫具有缩小贫富差距、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条件、促进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发展的突出效果.在此基础上,对湖南省的精准扶贫目标完成进度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在原有扶贫政策措施作用下,依照湖南省2014-2017年的减贫速度,湖南省2020年精准扶贫的预期目标可基本完成,贫困发生率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目标甚至可以提前完成.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任重道远,预计2020年仍有百万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     

财政支出、电力消费与农民收入的时空特征分析

本文将财政农业人均支出和农村人均用电量作为解释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2000-2005年中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有关时空数据,建立相应的空间自回归模型.模型数据统计分析表明:a)农民人均纯收入不仅存在空间自相关的特点,而且具有异质性;b)农民人均收入对财政农业人均支出、农村人均用电量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c)用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村用电量来反映农民收入水平十分有效,且都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据此,文章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财政支农支出、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基于非参数可加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杜生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建立了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非参数可加模型,利用我国1984-2011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财政支农支出、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差距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差距和财政支农支出均是影响区域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但三者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存在显著差异。线性部分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远高于收入差距和财政支农支出,而且收入差距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非线性分析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一个显著的"正U"形非线性影响,而对中部地区则产生一个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减缓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17年中国31个省际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研究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影响的连续变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在模型的门槛值前后,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说明了经济增长有助于农村贫困减缓.城乡收入差距和农业总产值都显著地起到了促进贫困减缓的作用.财政支农在短期内可促进贫困减缓,但统计上不显著,在长期内不利于贫困减缓.政府若长期通过财政支出扶持农村地区,可能会使农民对政府产生依赖和劳动惰性,从而不利于贫困减缓.     

我国城镇贫困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收入分布拟合及分解模型研究

通过非参数估计理论拟合收入分布计算贫困指数,对我国2000-2005年城镇贫困的变动状况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收入分布的位置和形状变化分解对引起贫困变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贫困变动研究表明:从全国来看,贫困的广度和深度有所改善,但贫困人口间的收入不平等有一定程度的恶化.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相对贫困人口有所增加,中部地区贫困状况明显改善,西部地区贫困状况明显恶化.贫困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使贫困状况得到改善,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部分或全部抵消了改善的效果.但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贫困率水平.     

从“患寡”到“患不均”——共享视域下的相对贫困测度研究

在相对收入假说的基础上,借鉴福利主义解释什么是相对贫困,并在捋顺绝对贫困、强相对贫困、弱相对贫困的理论研究基础上,设计多参数收入分布拟合方法和相对贫困线校准方法,并利用CFPS (2010-2018)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绝对贫困水平下降明显,居民收入显著提高,但居民收入差距仍在高位徘徊;无论是下降幅度还是下降速度,与绝对贫困比较,相对贫困的变化都较为平缓;相对贫困是发展的贫困,在治理过程中应重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高低收入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能力。     

“扩中”与“减贫”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分化影响因素研究

为进一步辨别“扩中”和“减贫”路径,形塑与建构未来农民分化图景,研究以新生代农民为研究对象,根据2016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利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HGLM)跨层次研究新生代农民分化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层面来说,个人人力资本投入如健康、教育、周工作时间、基本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流动性与非农生产等预示着较高的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相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发生比,社会支持系统如稳定的婚姻关系、父辈非农化代际传承与人际支持等则显著增加了进入高收入群体(相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发生比.宏观层次上,城镇化率和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新生代农民分化有显著影响.还就性别的分化效应、离土与离乡、不同的分化路径、社会保障的“减贫”与“扩中”效应、城镇化率-教育的跨层次交互效应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与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指出,在“扩中”与“减贫”的背景下,政府应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提高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强化社会保障的“减贫”和“扩中”效应;多手段综合提高新生代农民社会公平感;关爱女性,确保女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获得更多的人际支持.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镇化的有序推进与城乡居民消费升级

利用卫星监测的夜间灯光数据构造灯光指数表征城镇化水平,基于2002-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就城镇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分别检验了消费群体、消费水平和地区差异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提升了居民的消费水平,通过降低生存型消费的比重,提高发展和享受型消费的比重推动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多种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该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作用受到消费群体、消费水平和地区差异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城镇化的发展可以通过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间接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间接效应对总效应的占比达24.38%。     

中国城市化发展、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选取了1995年至2007年我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建立以城市化水平为被解释变量,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和Haus man检验的分析结果,确定研究模型的形式为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最后,通过对拟合模型的结果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高能耗、高排放、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时,各省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因此,各省市应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使其朝着更有利于节能环保的方向演进,节能减排政策的调整重点应该放在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碳强度上.     

新三板和A股各板块产业升级特征的实证研究

产业升级对中国未来产业发展意义重大,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产业升级的坚强后盾.在分析了战略新兴产业公司的基本特征后,选用营业收入增长率、研发费用支出率、单位资产创收率三个财务指标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基本特征的替代变量.根据美国和中国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高科技产业占GDP比例等数据,采用Johansen方法分析三个财务指标和国家产业升级之间的协整关系,阐明了三个财务指标作为替代变量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再基于三个财务指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比较我国新三板公司和A股各板块公司整体产业升级特征,发现新三板公司产业升级特征最为明显,并依此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基于面积灰关联相对贴近度模型的长三角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借助“制造业高级化”产业升级理论, 从结构优度、价值链高度、环境保护程度三个维度构建制造业产业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TOPSIS思想, 以被评价对象数列和理想方案指标数列两相邻点间围成图形的面积来表征关联系数, 同时采用标准差修正G1组合赋权原理对指标赋权并进一步计算灰关联相对贴近度; 通过引入时间变量并赋予时间序列权重以实现对长三角制造业产业升级动态评价。研究结果显示:2010至2016年间, 上海市排名最高, 江苏省略高于浙江省, 安徽省最低; 安徽省是长三角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短板。基于上述结论, 给出长三角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     

西安产业转型水平测度及其结构效应分析

以西安市的产业转型升级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从转型升级的高度、速度和方向等三个方面进行定量测度,然后采用偏离一份额分析方法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5年期间,西安市产业结构非均衡化发展趋势明显,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越来越高,三次产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2008年以来,西安市产业结构调整明显,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内部再分配的速度较快.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均发展滞后,第三产业超前发展,建筑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结构素质较好,其增长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呈现明显的超前发展趋势.工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结构素质较差,竞争能力相对较弱.技术进步效应是西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我国居民医疗负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弹性网方法的实证研究

以2006-2016年31个省份的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为研究对象,从人口健康、经济、卫生条件、环境、教育、医疗资源要素成本和政策七大方面选取了19个影响因素,运用弹性网对影响我国居民医疗负担的因素变量进行筛选压缩,并选用逐步回归、Lasso模型和自适应Lasso模型作为对比,最终得出9个较为重要的变量,进行参数估计,最后对模型的准确率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政府干预程度对我国居民医疗负担的影响最大;弹性网在变量选择和模型预测方面更优.     

学前教育发展,财政投入和城镇化——基于辽宁省2000-2012年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分析了以入园毛入学率指标作为衡量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在实证分析中的局限性,然后利用辽宁省2000-2012年的统计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与财政投入、城镇化水平、适龄学前教育儿童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依关系.研究发现:除了适龄学前儿童人口因素之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影响统计显著,是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教育财政投入对学前教育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规划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水平、尝试建立补偿学前教育需求方的财政直接补贴机制、取消"公(办)民(办)"的公共财政资助歧视和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形成有效的市场进出机制等措施.     

我国化石能源消费多因素分析——基于新能源替代与能源技术进步视角

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投入,但是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费会造成严重的污染。为了缓解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的问题,我国新能源替代步伐逐渐加快。本文基于新能源替代与能源技术进步视角对化石能源消费进行了多因素分析。首先,基于总产出对化石能源与新能源弹性,计算了两类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到了两类能源的技术进步度量。然后,选取了1995-2016年间我国实际GDP、能源技术进步、新能源消费、环境规制、城镇化等变量作为影响化石能源消费的因素,时间序列回归结果显示新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还未形成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新能源与两类能源技术进步的交叉项对化石能源消费的控制作用显著。最后,基于各个解释变量的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情景模拟,发现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和能源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我国化石能源消费峰值将在短期中出现。     

失业型贫困群体的创业意向-行为转化研究——应用半参数Cox风险模型的触发效应分析

研究应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跟踪失业型贫困群体创业意向到创业行为转化的过程,解释是什么因素影响着这一独特群体创业行为的触发.在研究中,构建了包含情景因素的"意向一行为"解释框架,估计"意向一行为"的转化时间,将转化的时间间隔作为创业状态转换事件的"生存时间",应用事件史分析中的半参数Cox风险模型,考察外驱力和内驱力因素对这种时间间隔的触发效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意向一行为"的转化时间在地区和性别之间的差异显著,并受到体制工作经验背景、创业培训、创业行为态度的多重影响.基于以上研究结论,针对缩短创业意向转化时间、维持创业者创业热情、鼓励女性创业等提出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运行中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效率及收敛性

有效的环境治理符合新型城镇化的特定要求,能够体现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2007-2011年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动态测度与评价,并对其收敛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效率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区域之间差距逐步缩小,但区域内部差距逐步扩大;全国处于生产前沿面的省区数量不断减少且空间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存在σ收敛和β收敛,通过引入控制变量,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实现了条件β收敛,对外贸易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分别成为促使东、中、西部区域财政支出效率条件收敛的重要因素.     

基于StoNED和动态SPDM模型的绿色创新效率分异趋势及其驱动机制分析——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文章构建StoNED模型测度2005~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值,并引入动态SPDM模型从收敛速度的角度探究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其目的在于解决传统效率测度模型无法兼顾多产出及投入产出松弛性、难以合理量化绿色创新效率分异趋势及其作用机制的问题。研究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形成了以武汉、长沙、南昌、宜昌、襄阳等城市为多中心的空间格局,省域内绿色创新效率值的绝对差异基本固化、相对差异有较大程度缩小,东西地区和南北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分异度呈现缩小趋势。(2)绿色创新效率分异趋势的差异性是通过收敛速度不同表现出来,江西省域收敛速度最快,湖南省域次之,湖北省域最慢,而这种差异主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科技支出、环境规制、教育水平、产业结构、金融支持水平等因素和影响机制共同作用驱动。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业增长与污染排放的EKC曲线检验:以农药投入为例

农业污染空间分布广、分散排放、难以监测的特点使得农业污染治理与防范成为各国政府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以农药投入作为农业污染排放的主要指标,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考察中国农业环境的库茨涅茨(EKC)曲线特征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在中国基本得到支持,但不同区域的库茨涅茨曲线转折点和所处阶段各异。中西部的拐点值要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已经逼近拐点值,有可能是最早步入农业污染排放由升到降阶段的地区。农业环境空间溢出效应明显,由于地区之间的污染倾销和政府间环境政策"邻里仿效"使得我国农业污染排放呈现空间集聚特征。农业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溢出强度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衰减,且不同区域农业环境溢出的地理边界存在差异。构建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与推广体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财政支农效率及加强区域农业环境合作等方面对于改善我国农业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生态农业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基于2010-2017年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生态农业政策视角出发,选取2010-2017年A股生态农业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构建研究变量,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生态农业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季度效应和季节效应下,EPU系数分别为-0.0029、-0.0030,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减少生态农业上市公司投资,且主要来自于投资不可逆转性较低、投资回报率较低的子样本.研究结果对于从生态农业投资的视角理解中国生态农业政策实施效果具有一定意义.提出面对经济政策变动时,生态农业上市公司应该充分考虑自身生产、经营的特征来优化投资决策以及国家经济政策制定机构应该根据生态农业上市公司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的反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在稳定经济政策的基础上降低经济政策调整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