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背景下,为进一步检验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影响效应.从管理者寻租的视角出发,以2010-2017年上证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将控股股东股权性质以及公司规模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求解.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具有正向影响,且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影响更为显著.丰富了高管股权激励及公司股利政策的相关研究.     

终极股东超额控制下公司治理环境与股权结构的价值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环境和股权结构分别是从公司外部宏观层面和内部微观层面影响公司价值的两类主要因素。在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普遍存在超额控制权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终极股东超额控制权中介效应的视角,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大样本经验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数理统计方法,实证研究了公司治理环境和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超额控制权会显著损害上市公司价值;公司治理环境和股权制衡基本不具有直接的价值创造效应,但可以通过抑制终极股东的超额控制权进而间接具有价值创造效应;股权集中具有显著的直接价值创造效应,虽然股权集中会促进终极股东的超额控制权从而具有间接的价值损害效应,但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利益趋同大于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使得股权集中的总价值效应仍表现为价值创造效应。结论表明,通过遏制终极股东的超额控制权,能够有效实现公司治理环境和股权结构的价值创造功能。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公告日的时机选择

本文选取了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间首次进行股权激励草案公告的245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事件研究法对上市公司公告股权激励草案前后的超额收益情况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即使不考虑股权激励本身带来的短期市场效应,草案公告日也更可能出现在股价低点,说明管理层会对草案公告的时机进行选择.进一步的研究则表明管理层是利用了自身对于公司季度盈余报告的信息优势来进行草案公告日的选择.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CEO非正常离职行为北大核心CSCD

CEO离职是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件,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高管与公司特征对高管离职的影响,研究股东行为对于CEO离职影响的文献还较为匮乏.文章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CEO非正常离职的影响.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CEO非正常离职的概率,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及PSM方法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前述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由控股股东委派的CEO而言并不明显;此外,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之后,竞争能力更强的CEO的离职倾向更明显,而更好的公司治理水平能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CEO离职的影响.文章在一股独大的背景下,探讨公司的CEO这一极其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如何对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做出反应,既拓展了股权质押相关研究文献,也有利于学术界从动态的视角理解影响CEO离职背后的股东行为因素.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CEO非正常离职行为

CEO离职是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件,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高管与公司特征对高管离职的影响,研究股东行为对于CEO离职影响的文献还较为匮乏.文章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CEO非正常离职的影响.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CEO非正常离职的概率,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及PSM方法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前述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由控股股东委派的CEO而言并不明显;此外,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之后,竞争能力更强的CEO的离职倾向更明显,而更好的公司治理水平能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CEO离职的影响.文章在一股独大的背景下,探讨公司的CEO这一极其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如何对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做出反应,既拓展了股权质押相关研究文献,也有利于学术界从动态的视角理解影响CEO离职背后的股东行为因素.     

期权池设计思路与实操

股票期权可以将管理人员自身利益和公司股东的利益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代理人风险”。在国外,股权激励制度被视为公司送给经理人的“金手铐”,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股权激励制度暗含激励、约束双重作用。现在非上市公司也在推行股权激励制度,尽管不能即时分享资本市场的盛宴,但依然可以借助股权激励点燃员工的工作激隋,加快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步伐。     

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高管激励中介效应和机构持股调节效应

以高管激励为中介变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调节变量,以2007年-2018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抑制影响,说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可以有效履行其监督职能;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在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机构投资者股权越大,分类转移盈余程度越低,但削弱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正向监督效应。本文有助于完善控股股东委派董事监督分类转移盈余行为的影响路径,对上市公司调整高管激励结构和完善投资者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系列报道之六：弹性的边界

正能量盈余管理是CFO参与企业价值创造的阳光地带。根据管理层操控应计额进行盈余管理是出于机会主义动机,还是传递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价值相关性信息,盈余管理属性可以划分两类：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决策有用性盘余管理。其中,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类型包括基于管理层收购、股票发行、股权激励、内部人交易及基于满足薪酬契约和债务契约的契约动机、规避政府行业监管和反托拉斯监管的监管动机盈余管理等;     

高管个人特征对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问题一直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利用2006年到2017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个人特征如何对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结果表明,被激励高管的个人特征如高管年龄、任期、学历与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年龄越大、任期越久、学历越高、社会资本越丰富的高管,公司更倾向选择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男性高管越多的公司,越倾向选择股票期权激励模式,然而性别对其影响并不显著。本文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果丰富了股权激励相关理论,并为上市公司科学合理地选择股权激励模式提供参考。     

国有非控股股东对民营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

根据创造共享价值理论中企业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内涵,将国有非控股股东增强民营企业终极控制人的经济价值创造效用、社会价值创造努力以及资源掏空成本,引入终极控制人最优效用函数,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理论假设,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更加有效发挥国有股权积极作用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理论推导与实证结果表明：国有股东委派能够增强终极控制人对目标公司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提升作用,不能起到协同抑制目标公司资源掏空的作用,而国有持股仅对终极控制人提升公司社会价值的努力具有促进作用;国有股东委派能够直接提升目标公司的经济价值,并减少目标公司资源被掏空,但国有持股不能产生直接影响,且国有股东在提升企业社会价值方面还需加强。     

BOT项目公司的稳定性及股东行为特征研究

将BOT项目公司的股东简化为建设承包商、设备供应商和主要投资人,然后根据假设条件求出了承包商和供应商作假的最优概率,在此基础上的研究表明项目公司的稳定性与作假被查实的罚金密切相关,且当作假的查处成本降低到一定的水平时,项目公司会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在项目公司有三个股东的情况下,股东在意图作假时不会像只有两个股东那样只权衡自己被查实的概率、惩罚的力度和查处自己的成本,同时还会考虑另一股东作假的概率和项目公司股权的分布并且会比较自己作假和另一股东作假的相对收益.最后为投资人建议了一些应对措施.     

国有股权、国际化水平和企业绩效的阶段动态对比研究——基于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际化背景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国有股权和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独立样本T检验和二元选择模型证明国有股权和国际化水平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面板数据模型拟合了国际化水平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循环S型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166家企业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国有股权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创业期到创业后期,两者关系从线性下降变为U型关系,国有股权和更多大股东的股权制衡关系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国际化对绩效的影响较为稳定,国际化水平和股权制衡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性逐渐变小.对于43家国有大型企业下属小公司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和企业绩效依然为U型关系,随着大股东数量的增加,股东制衡效应对企业发展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国际化的影响并不显著.     

理解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的显示性偏好方法研究

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等常用指标不同,管理层期望回报率与股东期望回报率的偏离程度是评价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严重程度的直接指标。但该指标难以观测,为此Robert和Huntley^([1])通过构建结构化方程,提出根据公司的投资支出估算上述指标的方法,并称之为显示性偏好方法.针对Robert和Huntley([1])通过构建结构化方程,提出根据公司的投资支出估算上述指标的方法,并称之为显示性偏好方法.针对Robert和Huntley^([1])的结构化方程忽略公司融资决策信息的缺点,推导同时包含投资支出、融资成本、融资规模(可观测变量)和管理层期望回报率与股东期望回报率偏离程度(待估参数)的新的结构化方程,并应用J统计量和多组研究样本对新方程的有效性加以验证,同时与原方程比较。最后以过度投资为例说明管理层期望回报率与股东期望回报率偏离程度估计结果的应用价值。     

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公司风险承担:治理效应抑或声誉效应？

基于信息披露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从而验证了信息披露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发现,管理层持股激励能够影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并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说明管理层持股能够加强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的正向关系,且这种影响关系在高管理层持股组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信息披露和公司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而且对管理层激励契约的设计和公司风险认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非系统风险与公司最优资本结构

公司经常面临巨大的非系统风险,而现行的资本结构理论很少涉及非系统风险对融资决策的影响.由此,基于效用无差别定价原理,运用随机控制和最优停时理论,研究由股权资本持有人决定违约时间的股权价值和债权价值,分析最优资本结构,计算最优破产策略.结果表明:适当的股权和债权的融资组合可以分散公司非系统风险,而对于谨慎型投资者,债权分散公司风险的作用减弱;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对破产选择、股权价值有显著影响,对债权价值影响较小;通过实证估计绝对风险厌恶系数是一个可行的计量方法.     

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基于调整成本

文章从调整成本角度出发,运用广义矩估计法重新审视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寻找调整成本的决定因素．在不考虑调整成本的传统模型下,公司绩效对于股权激励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考虑调整成本后影响不再显著;在决定因素方面,股权激励的调整速度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管数量以及市场价格正相关,公司绩效的调整速度与沉没成本正相关而与公司定价能力负相关．     

大股东持股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区间特征

论文以中国深沪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1-2005年跨越多个年度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股权集中背景下大股东持股及其他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区间特征,两者间呈现出一种"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且本研究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公司价值与大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度负相关,而与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正相关。此外,与现有的理论预期和研究结论完全相反,本研究发现公司价值与独立董事比例显著负相关。     

宏观经济条件下的一个资产定价模型

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是金融学中的两个核心问题.首先将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纳入资产定价的框架下,构建了一个资产定价模型;然后利用Bellman原理和Ito公式得到了微分方程,最后给出了债券价值、股权价值和公司价值的解析表达式.     

基于Banzhaf指数阿里合伙人模式投票权研究

应用Banzhaf指数探讨了阿里合伙人模式中股东持有股权与投票权之间的非对等关系.首先依据该模式建立了包含合伙人集团和股东大会的加权投票博弈系统,然后运用Banzhaf指数构建了合伙人集团和各股东的权力指数测度公式.最后根据2017年阿里巴巴公司的合伙人成员数和各股东持有股权比例,进行了实际权力指数测算分析,展示了方法的可行性,最后给出了该模式的优化建议.     

基于KMV模型的我国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研究

在KM V框架的基础上对股权价值计算方法进行了改进,通过改进后的方法,计算出1999年至2006年各年所有上市公司的违约距离、理论违约率、企业价值、股权价值等指标数据.从分析的结果来看,上市公司规模对信用风险有一定影响,上市公司规模越大,信用风险越小,公司规模越小,信用风险越大.从违约风险的变化情况看,2003—2006年上市公司的违约距离呈下降态势,说明近年来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加大.对比沪深300上市公司股改前和股改后信用状况,发现股改前后信用状况有显著不同,股改后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变大.通过违约距离的敏感性分析,认为股权价值波动率对违约距离最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