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A股市场2008—2010年的实证研究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作用在于促进股东和公司管理层形成利益共同体,激励管理层最大限度地为股东和公司创造价值.通过实证研究影响公司价值的相关因素,求证股权激励确实对公司价值有正面影响,同时为上市公司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提出若干建议.     

高管个人特征对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问题一直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利用2006年到2017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个人特征如何对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结果表明,被激励高管的个人特征如高管年龄、任期、学历与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年龄越大、任期越久、学历越高、社会资本越丰富的高管,公司更倾向选择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男性高管越多的公司,越倾向选择股票期权激励模式,然而性别对其影响并不显著。本文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果丰富了股权激励相关理论,并为上市公司科学合理地选择股权激励模式提供参考。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背景下,为进一步检验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影响效应.从管理者寻租的视角出发,以2010-2017年上证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将控股股东股权性质以及公司规模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求解.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具有正向影响,且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影响更为显著.丰富了高管股权激励及公司股利政策的相关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首次披露股权激励计划的市场反应分析

本文首次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颁布以来沪深两市首次披露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事件研究法计算超额收益的方式,检验了股权激励计划披露前后超额收益率的变动情况.研究发现,在股权激励计划披露后,证券市场有显著的正面反应;在股权激励计划披露前34天的短时窗内证券市场有不显著的正面反应,在披露前60天到90天的长时窗内,证券市场有负面反应.     

股权激励、经理人异质性与控制权私利

文章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经理人对股权激励与控制权私利之间关系所起的作用,并以2008~201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验证,结果发现:独立型经理人对股权激励抑制控制权私利的行为起着正向调节作用,依附型经理人并未发挥有效的监督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环境中,股权激励对控制权私利的抑制效应更显著,发挥的替代效果更佳。本文的研究深化了对经理人公司治理角色的认识,拓宽了对控制权私利的研究。     

时变信息不对称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行为

本文从动态角度检验了时变信息不对称与公司股权融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Wilcoxon秩和检验、方差比检验以及Fama-MacBeth回归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倾向于在信息披露之后公告新股发行;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公告前后两个定期报告皆具有信息含量,但发行公告之前的定期报告没有向市场传递更好的信息.     

基于ANP法的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研究

本文对企业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择股权激励模式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不仅考虑到以往研究中的企业特征因素,同时也考虑了激励对象特征因素和外部实施环境因素,建立股权激励模式选择指标体系,并分析各指标间的依存关系,基于此构建了ANP网络结构模型,并选取两个代表性样本企业进行算例验证和应用,最终使得不同企业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股权激励模式,验证了该模型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高管激励中介效应和机构持股调节效应

以高管激励为中介变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调节变量,以2007年-2018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抑制影响,说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可以有效履行其监督职能;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在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机构投资者股权越大,分类转移盈余程度越低,但削弱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正向监督效应。本文有助于完善控股股东委派董事监督分类转移盈余行为的影响路径,对上市公司调整高管激励结构和完善投资者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股权集中、机构持股与内幕交易:来自沪深A股的经验证据

选择2011-2016年沪深A股2158家公司面板数据,借助累计异常换手率衡量内幕交易行为,研究股权集中、机构持股与内幕交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发生内幕交易的可能性越大,非国有上市公司比国有上市公司发生内幕交易的可能性更大;机构持股能显著减弱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过高引发的内幕交易行为,在监管法治不到位的情况下,机构持股能有效抑制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内幕交易行为.文章研究结论为内幕交易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KMV模型的我国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研究

在KM V框架的基础上对股权价值计算方法进行了改进,通过改进后的方法,计算出1999年至2006年各年所有上市公司的违约距离、理论违约率、企业价值、股权价值等指标数据.从分析的结果来看,上市公司规模对信用风险有一定影响,上市公司规模越大,信用风险越小,公司规模越小,信用风险越大.从违约风险的变化情况看,2003—2006年上市公司的违约距离呈下降态势,说明近年来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加大.对比沪深300上市公司股改前和股改后信用状况,发现股改前后信用状况有显著不同,股改后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变大.通过违约距离的敏感性分析,认为股权价值波动率对违约距离最敏感.     

总部薪酬激励与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

在内部资本市场代理理论的框架下,以非线性规划的库恩-塔克定理为主要工具,探讨了总部薪酬激励机制在内部资本市场配置中的关键影响.假定股权收益和私人投资收益是总部薪酬的主体,分部间的投资额取决于总部对股权收益和私人投资收益的权衡,这种权衡导致了内部资本市场的"平均主义".更进一步,投资总量内生时,追求股权收益和私人投资收益最大化,总部倾向于在各分部过度投资.     

成长性差异、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研究成长性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成长性差异可以显著调节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利用分组回归分析法发现,高成长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越高,权益资本成本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成长性样本组中,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相对显著,而在低成长性样本组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相对显著。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2SLS)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和监管机构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一定的启示。     

考虑互惠公平的创新顾客激励契约研究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互惠公平,从创新顾客的互惠偏好程度、激励契约类型与激励效果的关系入手,构建创新顾客参与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和分析,探讨激励契约的外部性和互惠关系对于激励效果的影响;此外,进一步分析如何联合经济激励和心理激励,降低企业获得创新顾客高努力投入的成本;最后,通过仿真实验,验证模型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当创新顾客之间出现互惠关系时,最优激励契约取决于创新顾客心理偏好与风险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创新顾客的风险规避程度较低时,最优激励契约为相对绩效契约;当创新顾客的风险规避程度较高时,最优激励契约为团队报酬契约。     

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公司风险承担:治理效应抑或声誉效应？

基于信息披露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从而验证了信息披露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发现,管理层持股激励能够影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并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说明管理层持股能够加强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的正向关系,且这种影响关系在高管理层持股组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信息披露和公司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而且对管理层激励契约的设计和公司风险认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科研团队的股权分配研究

科研团队是国有企业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对掌握核心技术的科研团队实施股权激励成为企业增强其创新活力的有效手段。通过分析国有企业对科研团队股权激励政策及实践现状,在国有企业科研团队已拥有科技成果但尚未产生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以科技成果贡献为导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权值因子法等设计国有企业科研团队的科技成果贡献考核指标、权重及量表,确定科研团队在企业中可获得的股权分配比例。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科研团队实施股权激励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企业业绩关系研究

本运用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关系问题。研究的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业绩显正相关，高管团队内的薪酬差距也与企业业绩显正相关，而高管持股则与企业业绩负相关，在统计上不显。因此章建议企业应该考虑股权激励的成本和效果，改善股权激励制度。研究还表明企业追求的目标是规模最大化而不是股东净资产收益率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