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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冬天,华北革大把我与我的爱人同时分发到山西省洪赵一中担任教学工作。1952年上半年,学校增加高中班,教师调配很困难,领导上曾征求我的意见,要我担任物理课。那时,我所担任的是初中六个班的英语,认为英语是自己的特长,教六个班的英语,业余的时间就很多,留下来就可以进修和习作翻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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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虞福春先生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和教育家。1955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筹建技术物理系并担任系领导工作。期间,从1982年2月到1983年11月,只有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临时出任物理系主任,应该是任职时间最短的系主任,但却有两件事得到了虞先生的帮助和教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有幸在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3月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在著名低温物理学家David Lee教授(因1970年代初期发现液体氦-3的超流相,199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实验室工作。1981年秋,在参加完第16届国际低温物理学会议后,由于我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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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物理系高年级学生,尽管在大学几年时间里,做了不少物理实验,但这都是作为学生在学,至于如何把自己学过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即作为“教师”去教学生还是从来没有过。上学期我应聘担任普物实验教学工作,有幸能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得到锻炼。虽然时间只有两个学期,但我体会却很深。一、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在大学,教师与学生接触相对来说比较少,学生参加教学工作就能有更多的机会向教师学习,来培养自己良好的工作作风,参加教学工作以后,我经常参加集体备课,看到许多教师争先恐后发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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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研究室付主任已有十多年了,工作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西安光机所建所二十年之际,我愿就研究室主任(付主任)的工作谈一谈自己的一点粗浅之见,向同志们请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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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南京大学1953年就在当时学苏联的浪潮下建立了金属物理教研组.当时施士元教授担任主任.1958年,施士元教授调任新建的核物理教研组,由我开始担任金属物理教研组主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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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芝加哥,回旋加速器我与加速器结缘,始于1947年。那年,我来到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研究所。为了维持生计,并且吸收到更多的知识,我在物理系承担各种短期工作。记忆最深的工作首先是在费米教授为期一学年的量子力学课程中担任助教,其后我获得那时正在核研究所(后来改名为费米核研究所)建造的450MeV质子同步回旋加速器(Synchrocyclotron)项目的助理奖学金。项目主管安德森(H.Anderson)教授要我研究加速后质子束流引出的办法。当时束流引出没有任何好办法,唯一的方法是在束流引出的轨道上插入一个散射靶,将部分束流以弹性散射的方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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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金属物理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工艺处.到厂后先在热处理分厂生产实习十个月,回到实验室后,在硼钢组工作半年.1969年末,我在金属物理组,从事无损检测.1981年,调去搞扫描电子显微镜应用分析工作.下面谈谈在自己工作中发挥物理学作用的体会. 一、树立为生产服务的观点 物理系学生在校学习时,尽管有一定时间的实习课及毕业训练,但主要还是学习理论知识.学生毕业分配到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工作比较适应,但若被分配到生产技术部门,不少人就感到前程渺茫,学了一大堆物理,到工厂能干啥呢!我就是带着这种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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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我开始担任物理教师,那时,虽然有一股想干好工作的热情,可是,上课以后,学生总是不满意。我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理论知识水平低,所以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钻研理论书籍,结果不但没有把课讲得好一些,反而讲得更抽象、更繁琐,学生感到枯燥无味,头昏脑胀,我也不知所措。那时,我虽然读过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号召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可是,我认为这是针对工农业战线上的青年、行政干部或是高级知识分子所讲的,与我关系不大。一九五八年,学校党支部动员组织教师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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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10月间,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日子,我们搀扶着母亲从福建长汀出发,万里跋涉,途经赣、粤、湘、桂、黔等省,终于安抵重庆.其中长汀到贵阳这段路程,主要依靠姐姐冯慧的照料和安排.到达重庆之后,我们即居住在大哥冯焕的宿舍,位于沙坪坝镇近郊的一所大院内二楼一间斗室,距离中央大学松林坡校舍和小龙坎宿舍区都不远.为了糊口我于1942年4月曾考入位于沙坪坝镇西郊的中央气象局当练习生.当时担任局长的是黄厦千教授,他也兼中央大学气象系主任,指导我工作的顶头上司是王华文先生,他教我对各地台站发来的气象资料进行计算加工,为天气预报做准备工作.当时局里尚有徐尔灏先生,1942年10月份陈其恭先生也到该局工作.1942年7月份我参加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幸蒙物理系录取,到1942年10月份便离开该局到校就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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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我在给物理系学生开设《静电技术》选修课,建立静电实验室的过程中,为了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节约开支和如期开出“静电技术”选修课的七个实验,吸收了部分学生参加实验室建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将基本做法和收获总结交流如下:1.自由参加学生参加实验室建设,既化时间又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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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九月,我接受了祖國的統一分配到安徽省阜陽第一初級中學工作。因爲工作的需要,當時领導上要我担任六個班的數理課程(每週十八節課)。由於缺乏實際的工作經驗,對教材不够熟悉、学生情况不了解,在教学上便不能結合學生水平,而只能生硬地按所編定的教案上課。兩週以後,有兩班同學反映不懂,教得太快,認爲物理課深奧難懂,部分同學還因此失去了學習的信心。我開始着慌了,但由於領導上的幫助,經過比較深入地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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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我从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许多核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来到研究所,听说有一位叫于敏的人,业务特别棒,认识于敏以后,发现他是很普通的一个人,除了头有些谢顶外,没有什么特别聪明的特征.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赵忠尧等知名学者担任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彭先生找我谈话,说从事核理论的人较多,从事实验核物理的人太少,让我跟随王淦昌、萧健参加宇宙线实验,因此我没有机会和于敏在一起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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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戴元本院士80华诞,屈指算来,他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已有50余年.我与戴先生相识于1963年8月,当时,我考取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报到,见到了已经研究生毕业担任着副研究员的戴元本先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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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和1959年陆坛和我先后离开北京,分别到东北和内蒙古工作。从1960年开始,我们通过通讯合作科研。到1981年7月,两人间往返信件2800封。如果包括和杨国琛等的3人间通讯,总数还多许多。这段时间我们讨论的主要是基本粒子理论问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