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因素和人口特征如何影响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消费

本文使用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S)调查数据,在考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的线性和非线性效应的前提下,采用可加的半参数分位数回归模型,在不同消费水平上研究家庭经济因素和家庭人口特征是否影响消费.结果表明,消费水平较高的家庭的收入弹性也比较大.户主受教育年限和家庭子女数量对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尤其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显著.家庭消费在地区上存在明显差异,地区效应对中部低消费家庭的影响尤其显著.户主年龄、户主健康状况和家庭规模也是家庭消费的显著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能源消费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1978-2013年的统计数据,运用ARDL边限协整检验技术和VECM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不满足EKC假设,两者之间呈现正"U"型变化,目前我国经济位于曲线右边,即能源消费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会增加能源消费.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金融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单向因果关系.金融发展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同样的,这种关系也被发现在对外贸易和能源消费、金融发展和对外贸易之间.     

我国农民消费问题的分省面板协整模型分析

依据现代消费理论,在符合中国经济现实假设条件下,建立了我国农民消费问题的数理函数。使用1980-2006年的宏观消费数据,通过协整模型分析表明我国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69;基于Hausman检验的固定效应模型的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对我国30个省份分析结果表明边际消费倾向为0.7;变截距变斜率面板模型表明各省的长期自主消费和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差异显著,上海、江苏呈现双高特征,吉林、海南和西藏则呈现双低特征,其他省份则表现为自主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两者此高彼低的特点。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消费习惯不同以及收入差异导致的"主动、被动"消费造成的结果,提出了为西部增收以促进消费良性循环的合理的政策建议。     

福建省碳排放分布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福建省6大产业和居民生活消费17种一次性能源,测算了1995年至2012年福建省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总体趋势,分析了碳排放的能源空间分布结构及产业空间分布结构;创新型地将能源结构效应分解为能源消费种类变化效应和能源消费量变化效应,从而对碳排放分解模型进行了改进;并从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经济发展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分解了各因素对福建省生产和生活碳排放的贡献值、变化趋势及相互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的碳排放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趋势,其中经济发展是导致排放量持续增加的主因,能源效率的提高是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碳排放量的重要手段,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具有较大的减排节能的潜力.     

家庭特征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数调查,根据人口年龄构成将调查家庭划分为青少家庭、成人家庭、老年家庭、老成家庭、老少家庭、成少家庭、老成少家庭以及人数为6人以上的复杂家庭,从居民家庭年龄类型结构、家庭成人最高学历、家庭规模、家庭人均纯收入等级、城乡户籍等特征出发,分析居民家庭特征与消费间的关系及影响。首先利用多元统计对应分析法,发现家庭特征与家庭消费选择显著相关,居民自身所具有的家庭特征在消费时存在明显的偏好;其次,构建家庭特征因素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回归方程,发现影响消费支出程度最大的是人均家庭纯收入等级,而非收入。要提高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关键还是要提高收入等级,家庭规模小型化,提升家庭成员的最高学历。最后,利用有序选择模型,分析家庭特征影响因素在家庭消费意愿中起的作用,发现收入等级高、青少家庭、成少家庭、家庭规模小、城镇户籍特征的家庭在决策消费层次时更愿意高消费。     

人口结构变动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城镇化和居民消费视角

本文通过引入城镇化及居民消费等因素拓展LMDI模型,解构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动为碳排放因子、能源强度、消费抑制因子、城镇化、居民消费和人口规模六大效应,并探讨上述六种效应变动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变动的贡献率及其作用机理。然后,选择中国30个省份,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口结构变动对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变动及其分解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2003 2012年中国碳排放总量增加42.1167亿吨,消费抑制因子效应、城镇化效应、居民消费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呈现为正效应,而碳排放因子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整体上呈现为负效应,并且居民消费效应对碳排放量变动的影响最大。人口城镇化已成为影响中国碳排放量变动的主要人口因素。较之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人口规模效应明显较高,但其能源强度效应则相反,中部地区碳排放因子效应明显高于东、西部地区。现阶段,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教育结构和人口职业结构变动减缓了中国碳排放量的增长,而人口城乡结构、区域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变动的影响方向则相反,最后,人口性别结构变动对碳排放量变动无显著地影响。     

两部门生产函数门限模型及应用——以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为例

本文在一般化两部门生产函数模型基础上,运用门限理论,建立了两部门生产函数门限模型。该模型在存在门限效应时,更能够表达生产要素对产出的非线性机制的内涵。在以两部门生产函数门限模型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为例的实证分析中发现,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1988年前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关系不显著,在1988年后其关系才显著,且对非能源部门存在显著的外溢作用。     

家庭财富是否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共享?

为实现可持续共享,提高人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则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提高跨时间跨代际。而家庭财富转移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是提高这种能力最直接的举措之一。针对家庭财富转移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通过构建对数线性模型及其扩展模型和累积Logit模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模式为子代收入等级对父代收入等级的继承,以及"向上"或"向下"对称的异质性流动;家庭财富为不同收入水平间的相对距离和可渗透性带来一定的帮助;家庭财富过高,不利于实现全面的可持续共享;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提升家庭财富存量,有助于加大收入底层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家庭财富的增加,有助于收入底层人群子代可持续共享水平大幅提升。     

收入不平等与中国国民福利增长:模型、方法与数据——基于效用主义的一个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然而收入不平等造成的国民福利损失以及收入不平等加剧对国民福利增长的影响却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评估,由此导致的注重效率忽视公平的发展模式并不能带来国民福利增长的最大化。本文以效用主义为理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基尼系数的国民福利函数,严格证明收入不平等的负福利效应,并进一步给出计算收入不平等的福利损失公式以及收入不平等变化对国民福利增长影响的公式。数据计算表明,1996-2010年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平均福利损失率为8.08%,收入不平等的绝对福利损失增长了1.44倍;而基尼系数增大对国民福利增长的相对影响是(-)8.66%。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致力于缩小收入不平等,兼顾公平与效率,方可实现国民福利增长的最大化。     

自贸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测度: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例

将自贸区建立产生的贸易效应分解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FTA福利分析和效果评价的核心研究内容.首先从理论推导,实证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3个层面探讨了FTA贸易效应的分解思路;构建了单国模式条件下贸易效应的测算方法;基于农产品贸易视角测度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笔者构建的模型能够获取稳定和一致的估计结果,较好地拟合实际贸易,可以将这一模型推广应用于其他FTA的事后研究.     

老年消费需求规模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

探索老年人消费需求规模及其影响因素对发展老龄产业有重要作用.根据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2015-2030年预测老年消费需求规模和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对各个确定的影响因素的关联度进行测算,并得出相应的结论:老年消费需求规模从2015年的16640.33亿元,增加到2030年的152837.1亿元;在老年消费需求各影响因素中,国民总收入对其影响最密切,消费价格、老年人口规模次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弱;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决定老年人个人消费支出.     

时间不一致偏好、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考虑污染治理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时间不一致偏好,得到市场均衡的最优消费、最优污染治理投入和经济增长率,研究时间不一致偏好和污染对消费、污染治理投入、经济增长和福利成本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时间不一致偏好会降低消费和污染治理投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降低福利成本.污染的负生产效应越大,污染治理投入越多,消费、经济增长率越低,而福利成本越高.污染负效用参数和个体感受程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基于LMDI的江苏省交通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

根据IPCC关于交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对2005-2011年江苏省交通碳排量构成和交通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测算.基于LMDI分解技术,从交通能源强度因素、交通运输业经济份额因素、第三产业增加值因素和交通能源结构因素四个方面对江苏省交通碳排放的变化进行分析.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交通能源强度呈明显下降状态,在其影响下交通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说明交通能源利用率不断提高;交通碳排量呈增长的趋势,第三产业增加值因素影响最大,体现为正效应,促进交通碳排放,交通能源强度因素和交通运输业经济份额因素体现为负效应,交通能源结构因素除2011年均体现为负效应,抑制交通碳排放.     

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随着改革的深度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下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消费不足,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政府支出结构合理化,也对增大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推动经济合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证分析表明,财政总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民生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挤入效应;行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对城镇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     

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创新产出的中介作用

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会通过创新产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本文从供给侧出发,建立了城市不动产供给结构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度,构建了包括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创新部门和家庭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揭示了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在实证中,选取中国2008-2016年3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不动产供给结构的存量数据,实证检验了创新产出中介作用下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创新产出在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正向的中介作用;东部城市的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度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城市的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提出了不动产供给结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的评价研究

观察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港、澳、台除外)的农业技术扩散环境,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科技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等五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与PROMETHEE II方法进行建模与实证分析,并进行了31省市的空间分布分析与分类研究.基于2014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技环境、农业经济环境是影响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各省市在5方面农业技术扩散环境指标上有较大差异,总体而言,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可分为5种不同等级,北京、浙江、新疆等省市具有较为优越的环境条件,而安徽、山西、甘肃等地的农业技术扩散环境条件较差;全国农业技术扩散环境水平较为均衡,存在局部的区域聚集特征,但梯度转移规律不明显,省际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为全国以及各省市系统优化农业技术扩散环境提出了对策建议.     

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基于MS-VECM的实证研究

基于1965-2012年我国政府消费与GDP的年度数据,检验两者间的短期波动模式与长期均衡关系,并利用马尔科夫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MS-VECM),考察不同区制下两者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间长期存在着互相制约的稳定均衡关系;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变动表现为三个区制状态;区制内相关关系表现各异,区制间持续期和转移概率差异较大。     

“双循环”格局下新疆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研究了新疆居民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促进关系.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新疆经济增长指标,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作为新疆居民消费指标,选用1997-20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VAR模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探究新疆城乡居民消费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关系.研究显示:新疆居民消费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促进作用;地区经济增长对新疆居民消费的促进效果较弱;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前者大于后者,进一步根据分析结果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Probit-ISM模型的稻农农业技术采用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320户稻农为例

稻农对不同农业技术的采用能够促进其推广应用。基于湖北五市320户稻农的调研数据,利用二元Probit模型和ISM模型,分别探讨了稻农采用新品种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机械化技术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国家粮食补贴金额、水稻种植规模、家庭人均年收入、种粮积极性、家庭人口数量显著影响稻农采用新品种技术。其中,种粮积极性和家庭人口数量是深层根源因素;水稻种植规模、对粮补政策态度、国家粮食补贴金额、年龄、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人均年收入显著影响其病虫害技术采用。其中,年龄、家庭人口数量和家庭人均年收入是深层根源因素;国家粮食补贴金额、水稻种植规模、性别、健康状况、农业保险、是否兼业显著影响其机械化技术采用。其中,性别、健康状况、是否兼业和农业保险是深层根源因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压力与黄金市场的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信息溢出视角,本文采用溢出指数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压力与黄金市场溢出效应的强度和方向,并结合滚动窗口检验,捕捉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此外,本文还研究21个代表性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压力、黄金市场双向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压力与黄金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呈现显著的时变特征,溢出效应在金融危机期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且体现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压力对黄金市场的净溢出,金融市场压力在溢出效应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正向的金融市场压力冲击比负向的金融市场压力冲击带来的溢出效应更大;各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黄金市场存在净溢出效应,但不同国家在溢出强度和规模上呈现出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