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测度: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例

将自贸区建立产生的贸易效应分解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FTA福利分析和效果评价的核心研究内容.首先从理论推导,实证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3个层面探讨了FTA贸易效应的分解思路;构建了单国模式条件下贸易效应的测算方法;基于农产品贸易视角测度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笔者构建的模型能够获取稳定和一致的估计结果,较好地拟合实际贸易,可以将这一模型推广应用于其他FTA的事后研究.     

贸易发展对旅游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中国—东盟的实证检验

贸易和旅游作为"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的重要内容,在促进经济合作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贸易对旅游溢出效应的探讨尚不充分.本文基于1995-2017年中国—东盟贸易和旅游面板数据,运用拓展引力和门槛效应等模型,探讨贸易发展对旅游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1)贸易发展对旅游存在显著溢出效应,且"出口对入境"溢出大于"进口对出境";通过工具变量法、剔除金融危机影响,以及时变性检验表明结果稳健可靠;2)自中国—东盟自贸区筹备、启动、建成,贸易对旅游的溢出效应先增加后减弱;3)不同贸易产品对旅游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出口对入境"的溢出效应依次是技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进口对出境"溢出效应依次是劳动、资源、技术密集型.本研究为中国—东盟旅游和贸易合作与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通过GARCH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内,人民币汇率无论是汇率水平变化还是汇率波动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影响,人民币升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汇率波动幅度越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增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面板协整研究

利用面板协整方法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1986～2008年问我国28省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调整系数为正,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但FDI与经济增长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     

新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新变化

本研究基于Dunning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并引入生命周期动态理论,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别面板数据,探索了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的新变化.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资源稟赋、战略资产稟赋、制度质量以及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等因素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倾向投资于高政治质量的东道国,并且越来越少的被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稟赋所吸引,这些结果都符合并反映了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新变化.     

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

以Dunning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甩期理论为基础,选取1988～2008年度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判定得出福建省目前处于投资发展第二阶段并解释成因,依据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发展规律建立模型预测"十二五"发展趋势,最后就促进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顺利进行阶段转移升级给出建议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区制动态分析

本文以1999年到2013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季度数据为基础,采用MS-VECM模型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区制状态、区制相关性以及转移概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国内投资总体上存在挤入效应,但从动态时间路径上看,在经济运行的不同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投资的影响并不一致,在1999年一季度至2005年三季度期间表现为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而在2005年四季度至2013年四季度期间则表现为挤入效应     

企业政治能力、高管过度自信与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探索企业政治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政治能力越强，越倾向于投资到高政治风险区位，高管过度自信是企业政治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影响的传导机制；然而，该影响仅在国有企业和当东道国与母国政治风险距离较小时存在。上述结果表明，高政治风险区位的“机遇预期效应”在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中起主导作用，而政治能力是影响企业投资高政治风险区位“机遇预期效应”的前置因素，东道国与母国较小的政治风险距离也是企业政治能力在高政治风险区位发挥作用的情境条件。本文推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的研究，对企业风险决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对外出口的经济影响分析:长期均衡关系、汇率的外生影响

目的在于检验中国对外出口、进口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研究汇率及其汇率风险等外生政策因素对于中国对外出口的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在所研究的11个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除作为城市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外,均存在上述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均衡关系因消费拉动型经济体(美国和欧盟)和出口拉动型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而呈现不同特点;中国经济依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在汇率的外生解释中发现,汇率风险的放大会减少出口增速,汇率调整速度的加快,也会严重影响出口增速.因此,加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势在必行.     

山东省CO_2排放与城镇化、国际化之间关系研究

城镇化、国际化发展带来环境问题引起人们关注.基于此,利用山东省1995-2012年的样本数据,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研究城镇化、外商直接投资与CO_2排放量之间长、短期关系.研究表明,人均CO_2排放量与人均外商直接投资(FDI)、城镇化以及人均能源消费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长期看,城镇化进程造成了对环境污染;外商直接投资并未造成对环境破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量与CO_2排放量呈正比.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

本文通过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利用1984-2003年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短期稳定的正向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反之却不成立。     

FDI、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双门槛效应——基于我国1992-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

FDI对经济增长是否总是起到正面推进作用?进一步,该作用的发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金融发展水平?这是我国当前修订对外开放政策框架前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本文使用Hansen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采用我国1992-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对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金融发展门槛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与一般认为的FDI总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观点不同,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而且是双重门槛:当金融发展水平低于低门槛时,FDI对地区经济会有抑制作用;在高低门槛之间,FDI对经济增长会有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高于高门槛时,FDI对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将逐步回落;金融发展双重门槛的存在使得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整体呈现倒U型。论文最后据此提出应根据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实行差异性政策等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钻石模型的广西与东盟国际贸易竞争力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使广西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通过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借鉴波特"钻石模型"对广西与东盟国际贸易竞争力进行分析探讨,从而提出相关的建议.     

中国FDI的混沌吸引子检测及非线性动力学预测——基于logistic模型

应用logistic模型对我国1980~2005年FDI序列进行检测,并没有发现FDI混沌吸引子存在.预测结果显示,我国FDI已趋于平稳增长,"十一五"期间FDI年均增长为3.41%,年均FDI流入量为654亿美元,预计累计吸引FDI在2978.291~3562.052亿美元之间.这为我国"十一五"利用外资规划中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我国FDI具有拥塞现象,且所产生的阻力日益加剧,FDI需外部激励才能持续增长.为实现"十一五"利用FDI目标,一方面我国要努力调节FDI的地区分布结构和产业分布,扩大FDI环境容量,更重要的是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服务质,增加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信心.     

空间集聚、区位选择与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空间计量实证研究

定量概述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历程,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区位成本、国际贸易、产业组织和邓宁折衷理论,从成本、经济、集聚、制度等方面,运用1999-2010年FDI数据,对江苏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空间计量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FDI发展差异总体趋势是绝对差异在逐年扩大,相对差异呈缓慢下降;2)江苏FDI空间趋于非均衡分布,"核心-外围"空间格局有所改变;3)集聚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劳动成本是江苏FDI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因素;4)外资产出率、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等负相关影响因素在江苏FDI区位选择中的重要程度显著性下降.江苏应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FDI新的发展趋势和特征,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全面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加快引导外商投资重点投向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优化外资投资方式、投资结构和地区分布.     

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博弈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在实施自由化贸易的过程中,当事双方的共同利益和本位利益既有协同也有冲突.因此,尝试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的利益机制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通过对双方的利益博弈分析,指出贸易双方应该逐步看淡本位利益,为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而应更多地考虑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其次,双方在制定贸易政策和进行谈判时,虽然不能忽略本位利益,但只有通过满足他方的利益才能使本位利益得到实现;因此,满足贸易双方“利己”和“利他”的唯一均衡解就是同步实施关税减让.在整个博弈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可以通过首先放弃部分局部利益来换取东盟各国的信任,从而确立中国在贸易战略中的市场领导者地位.这正是确保区域贸易自由化实现的基本要件.     

江苏外商直接投资模式变迁的原因分析

中国加入WTO几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继续蓬勃发展,并进一步深化,其中,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尤为显著。江苏位于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地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开放型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本文从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模式的变化出发,结合区位优势理论,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模式在江苏变动的影响因素,并且建立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FDI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关系研究

以跨国公司为研究主体,研究贸易成本变化下的对外直接投资（FDI）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关系．结论表明：依据贸易成本的不同,FDI与国际贸易既可能是互补关系,又可能是替代关系．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出口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分析-欧美日对比分析

欧盟、美国和日本作为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它们与中国间的贸易对中国的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利用区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对比分析了2007年中国分别向所有地区、欧盟、美国、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出口1000美元货物对中国就业的拉动作用;并结合SDA方法分析了中国出口对就业拉动效率在时间上的变迁和地区间的差别.分析发现2002年到2007年,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效率不断下降,其中就业系数的下降是主要原因.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效率最低,而对日本的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