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企业的金融化与产品质量:挤出抑或蓄水池

我国作为出口大国,出口产品数量极大却普遍质量偏低。同时,大量出口企业不断突破主业企图通过金融投资获利。为探究出口企业金融化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影响模式,本文使用2000~2009年海关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以及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所得的大量微观数据,运用非参数分位数面板实证分析发现:(1)出口企业金融化对产品质量呈现出非线性影响,且在中高分位点处存在最优金融化水平(分别为0.4857与0.4361),使产品质量达到最大化;(2)出口企业金融化对产品质量呈现出异质影响,在高分位点处,过度金融化更多表现为倒U形挤出特征,而在中低分位点处更多表现为蓄水池效应;(3)非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变化更为敏感。     

多个大股东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选取2007～2019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显著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机制检验表明，由于协调成本的存在，导致多个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失效，增加了第一类代理问题，进而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媒体关注度较低、非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地区法律环境较差以及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样本组中，多个大股东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促进作用表现更明显。     

金融化对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结合海关数据库与CEPII的BACI进出口数据,基于B-样条展开的非参数分位数模型探究金融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非线性异质影响,发现:(1)金融化对出口复杂度存在非线性影响,在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初期,金融资产对复杂度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随着金融资产增加逐渐呈现促进效应。(2)金融化对出口复杂度存在异质影响,低分位点企业随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呈现U形特征,而高分位点则表现为倒N形挤出特征。(3)金融化对国企出口复杂度的抑制效应要强于总体水平,对非国企的促进效应则强于总体水平;金融化程度较低时,对高技术企业影响呈现出较强抑制作用。对非高技术行业,在追赶效应影响下更多发挥“蓄水池”作用。研究结论为通过选择合理的金融化水平,达到提升企业出口复杂度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金融发展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

中国出口产品往往面临量高而质低的困境,这直接导致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往往只能定位在较低的价格。本文使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所得的微观数据,从产品层面出发测算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结合行业层面间接融资渠道测度的金融发展指标,运用非参数分位数面板研究发现:(1)金融发展对出口产品质量存在非线性异质影响且影响模式显著不同,在高分位处呈现“倒N型”特征;(2)在不同分位点处存在差异化的最优金融发展水平,并随分位点下降而降低;(3)非东部地区、高技术产品的质量对金融发展的敏感程度更高,而对低分位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结论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宏观调控应考虑到企业自身产品质量水平影响。     

碳交易机制下资金约束制造商替代产品的最优生产策略研究

碳交易机制和资金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但很少有文献研究碳排放和资金双约束下企业对普通与低碳两种替代品生产决策问题。因此,本文在碳交易机制下讨论了资金约束下制造商两种产品的生产决策问题。本文采用基于有无碳交易和银行融资划分四种情形,基于报童模型构建优化模型分析制造商的最优决策。研究发现:(1)无融资情形下,如果制造商的初始资金很少,则制造商生产更多的普通产品;如果制造商的初始资金很多,则制造商生产更多的低碳产品;(2)在银行融资情形下,当利率较小时,制造商生产更多的低碳产品;当利率较大时,制造商生产更多的普通产品;(3)在银行融资情形下,如果碳排放配额较大,无碳交易机制时的融资量和融资成本高于有碳交易机制时的融资量和融资成本;如果碳排放配额较低则结论相反。     

长期融资性负债、银企关系与R&D投资——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长期融资性负债、银企关系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融资性负债对企业的R&D投资存在约束效应,但当银企关系建立时,长期融资性负债能够促进企业的R&D投资,存在显著的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区分产权性质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长期融资性负债对R&D投资的这种治理效应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融资性负债对于企业的R&D投资具有"双向"影响效应,融资性负债能否发挥对于企业R&D投资的治理作用主要取决于其背后的作用机制。银企关系的存在有助于缓解银企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的企业融资困境,降低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难度,从而增加企业的R&D资源投入量,提高企业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     

中国上市公司总资产与营业收人关系的实证分析

企业将资产运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并由此赚取更多的资产,即产生公司的收入.因此企业资产与收入之间必定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在对上市公司总资产与营业收入进行一般线性拟合的基础之上,采用分位回归模型对上市公司的总资产与营业收入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结果表明,传统的线性模型只能揭示出总资产与营业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分位回归方法能更好地看出,高分位点营业收入的企业在提高一定总资产时,会更能促进营业收入的增长.由于收集到的数据中存在离群点,在第5节讨论了线性分位回归模型的统计诊断,类比于一般线性模型的R square得到不同分位点上的R square.通过删除离群点的处理,得出分位回归模型比一般线性模型更加稳健,数据在高分位点的拟合效果更好一些.     

STAR-GARCH模型与股票市场投资策略非线性

本文首次基于投资者异质性和行为金融理论,从投资者风险偏好的角度度量市场情绪,应用STAR-GARCH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投资策略的非线性转换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股票市场投资策略表现出明显的两机制,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投资者异质性;(2)当市场情绪指数分别为0.06和0.046时,沪深股票投资策略处于中间机制,表现为偏向理性投资策略,而当市场情绪指数大于约0.6或小于约-0.5时,沪深股票投资策略处于外机制,表现为偏向噪音交易策略,在两种机制间,存在着投资策略的非线性转换;(3)当沪深股票投资策略处于中间机制时,股票市场日收益率平均波动更小,因而表现得更稳定。     

不确定环境下零售商融资决策选择:3PL融资VS银行融资

以供应商、3PL企业和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为研究背景,针对零售商存在资金约束且面临不确定市场需求情形,本文研究了零售商在3PL融资与银行融资模式下的最优决策。构建了动态博弈模型来挖掘不同融资方式如何影响供应链各参与主体的决策,探究零售商选择3PL融资的运费可行区间以及选择银行融资的银行利率可行区间。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零售商最终会选择3PL融资。当银行利率较低或者运费很高时,零售商最终选择银行融资;当3PL企业与零售商通过利润转移契约进行合作时,零售商选择3PL融资,合作的双方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     

基于零售商过度自信的存货质押博弈决策模型

存货质押是中小企业短期融资的有效手段,而企业对需求的过度自信会影响融资企业和银行的决策,从而影响到企业和银行的预期收益。针对过度自信环境下的存货质押决策问题,建立过度自信零售商和银行的存货质押博弈决策模型,采用Stackelberg博弈分析期望需求和需求波动性两方面过度自信对零售商销售努力、订货量和银行质押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过度自信零售商融资更为激进,过度自信程度越高,对资金需求越大,投入销售努力越高,采购量越大,预期利润与实际利润之间的偏差越大;在低利润市场环境下,质押率随着过度自信的增加而降低,在高利润市场环境下,质押率会随着预测精度过度自信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期望需求过度自信的增加而下降。     

农业供应链金融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涉农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证研究

农业供应链金融为涉农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上市涉农上市企业2016~2018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讨了农业供应链金融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涉农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缓解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涉农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而农业供应链金融显著缓解了涉农企业的融资约束,且对参与精准扶贫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更为显著。本文揭示了:农业供应链金融能有效缓解涉农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再次证明了农业供应链金融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拓展了供应链金融研究的领域,同时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响应新时期涉农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要求,形成政府、企业等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多元化减贫治理机制,助力乡村振兴提供相应借鉴。     

资源禀赋视角下政府与企业互动行为演化分析

针对政府与企业资源的异质性,从资源禀赋的视角,对政府与企业互动的不同模式(随机合作型、政策驱动型、技术推动型、协作共赢型)的界定与分析,构建政府与企业互动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明确政府与企业在不同模式下的互动行为演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与企业不同互动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类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对应着某种互动模式;不同互动模式的产生和演化契合政企互动关系的发展历程;协作共赢型互动模式是政府与企业互动行为演化的高级阶段,有利于政府与企业形成紧密的合作,激发政府政策资源与企业技术资源的协同效应。     

PPP项目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融资效率对比研究

目前PPP模式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但投资者的融资效率普遍不高。投资者融资效率低下严重影响PPP项目绩效,制约PPP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51家主营业务为PPP项目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为样本,运用DEA模型分别从整体、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之间对比分析双方融资效率的异同。结果显示参与PPP项目投资者的规模效率普遍不足,主营成本与股权集中度是导致融资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净资产收益率较低则是投资者不愿积极参与PPP项目的一个主要原因。对国企而言,优化企业对PPP项目的规模效率是提高融资效率的关键;而民企应注重优化和降低资产负债率,合理均衡地分配股权。因此,建议具有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优势的投资者通过组建联合体等方式参与PPP项目,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提高项目公司的整体效率。此外,也要针对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PPP项目的特点和对投资者的要求,有针对性地选择投资者,充分发挥国企资金实力雄厚和民企专业技术的优势,提高融资效率,助力PPP实践的可持续发展。     

供应链金融借贷市场中均衡解的存在性研究

根据博弈论的观点,构建了多层级供应链中距离核心企业层级较远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型,比较了两种类型企业(高经营能力和低经营能力)的融资特点,分析了供应链上两种类型企业在是否存在区块链技术情形下融资达到均衡解的条件。研究表明,金融机构分别以企业贷款总量和企业库存订购量作为标准来判定企业类型的情形下,在区块链技术不存在时,借贷市场中的均衡解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但在区块链技术存在时,借贷市场中的均衡解总是存在。研究结果对于金融机构降低风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基于技术创新的资金约束供应链融资策略分析

新兴技术进入竞争市场时,供应链成员往往存在资金约束,为了尽早占据市场份额、获得更高的利润流,上下游企业有意愿进行供应链的内外部融资。文章对上游企业存在资金约束、下游核心企业资金充裕的供应链融资策略进行决策分析。研究表明:上下游的融资策略会使上游企业得到帕累托改进,且随上游企业自有资金的增大,下游企业的利率阈值逐渐减小;存在最优融资利率使得下游企业的期望利润达到最大。在上下游企业财务不透明的前提下,存在下游企业的融资利率区间使上游企业有隐藏真实资金状况以期获得更低融资利率的动机,文章基于博弈论的信息甄别模型给出了相应的激励合同对上游企业的期望利润进行修正,诱使上游企业提供真实的资金状况。     

基于DEA-Tobit方法的人工智能行业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研究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对实现我国总体产业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领域投资态势向好,但融资渠道较为混乱。本文结合我国37家人工智能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6年的融资数据,首先采用了DEA方法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上市公司融资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采用Malmquist指数法从动态角度来反映人工智能产业上市公司融资变化,然后通过Tobit方法构建融资效率影响因素模型。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产业融资效率不高,大多数企业并未达到DEA有效,综合技术效率的不高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较低引起的;资本结构、企业的营业能力和成长性与融资效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是影响融资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从提高融资资金利用率、优化融资结构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供应链金融信贷市场三方演化博弈动态

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产生与发展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核心企业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的同时,也对中小微企业的生产等经济活动进行监督,以维持供应链上各企业的信用及效益。本文考虑供应链金融各参与方之间的相互影响,构建“金融机构——核心企业——中小微企业”三方博弈主体的演化博弈动态模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与Lyapunov判别法分析三方演化动态模型的均衡点以及其渐进稳定性。结论表明:中小微企业得到的预期利益越大、违约的成本越大,就越不容易选择违约,供应链金融信贷系统将演化到核心企业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信用担保,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进行贷款、中小微企业选择不违约的演化均衡状态,信贷市场呈良性发展的趋势。     

面向集群创新网络异质企业的知识扩散建模及仿真研究

基于合作的集群创新网络知识扩散已经成为企业实现知识创新的重要手段,而集群创新网络知识扩散的动力学过程强烈依赖于异质企业间知识扩散能力的影响,为此,本文综合考虑了企业间不同接触数量、知识吸收和传播能力、知识淘汰率等异质性因素,建立了基于传染病理论的知识扩散模型,验证了由各异质因素构成的知识扩散再生数对知识扩散均衡和扩散效果的影响,并结合仿真实验进一步得出:在知识扩散前期,集群创新网络应发挥hub节点及异质网络的优势加快知识扩散,在中后期应注意企业关系发展的均衡性及企业接触邻居的规模性;相比过于强调知识交流的广泛性,加强企业传播能力和吸收能力的培养对网络知识扩散效果的提升更具意义;随着时间演化,企业知识淘汰率也会影响网络知识扩散的收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