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能力、高管过度自信与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探索企业政治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政治能力越强，越倾向于投资到高政治风险区位，高管过度自信是企业政治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影响的传导机制；然而，该影响仅在国有企业和当东道国与母国政治风险距离较小时存在。上述结果表明，高政治风险区位的“机遇预期效应”在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中起主导作用，而政治能力是影响企业投资高政治风险区位“机遇预期效应”的前置因素，东道国与母国较小的政治风险距离也是企业政治能力在高政治风险区位发挥作用的情境条件。本文推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的研究，对企业风险决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CEO年龄、公司治理与海外并购——来自我国沪深股市的经验数据(2009~2014)

本研究基于高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最优契约理论,运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在2009~2014年的海外并购数据,对CEO年龄以及与CEO紧密相关的公司治理对企业海外并购决策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1)CEO年龄整体上与企业海外并购决策负相关,说明年纪越大的CEO越不倾向于进行海外并购,越年轻的CEO则越倾向于实施海外并购。在年龄组Ⅰ(<=40岁)中,CEO年龄与企业海外并购决策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在年龄小于等于40岁的CEO中,也就是处于青年成熟期的CEO越倾向于实施海外并购;处于中年稳健期(年龄组Ⅲ,49~55岁)的CEO,随着管理经营经验的不断累积,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实施海外并购。(2)在公司治理对海外并购决策的影响方面,股权集中度与海外并购决策正相关,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就越容易进行海外并购;CEO持股比例与海外并购决策负相关,CEO持股比例越高,CEO越不会做出海外并购决策。     

海外区域技术平台投资的时机选择模型及实证研究

基于后发企业海外区域技术平台(RTP)投资中“成熟技术产品推广”和“新技术产品开发”两个阶段,本文构建了两阶段实物期权模型。进一步,利用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了RTP投资时机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第一阶段外生不确定性越低、第二阶段内生不确定性越高、新技术产品项目的增长期权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尽早地RTP投资于海外市场;在两阶段内外生不确定性的不同条件下,RTP投资时机相应地对企业创新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差异影响。     

不确定性条件下市场特征与市场信息的价值

通过建立一个博弈模型,研究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市场特征和市场信息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预测越精确,信息越有价值;而在其他情况下则相反.产品替代程度越高,或市场预期需求越大,都将对企业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减排技术视域下碳交易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

碳交易促进减排技术进步须以技术进步增进寡头垄断企业市场势力为前提。论文以斯塔克博格(Stackberg)模型为基础，研究了减排技术是否成熟两种情况下，碳交易对寡头垄断企业产量及市场势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无论碳减排技术是否成熟，寡头企业初始碳排放系数相对大小都是影响企业产量及市场势力的关键变量，但是对企业产量及市场势力的影响迥异。在减排技术不成熟时，追随企业与领导企业初始碳排放系数的比值越大，碳交易越有利于领导企业增强市场势力，碳交易拉大企业间市场势力的差异；减排技术成熟时，追随企业与领导初始碳排放系数的比值越大，碳交易越有利于追随企业增强市场势力，碳交易缩小企业间市场势力的差异。在实施碳交易的过程中，须高度重视行业的竞争格局与减排的效率差异，防止行业进一步走向垄断。     

中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的视角

在分析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决定理论基础上,揭示了母国制度因素和政府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OFDI的重要作用.以中国企业OFDI为例,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和分析了中国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两类变量与OFDI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发现:表征制度质量的法律与秩序、政府稳定性、官僚体系质量及腐败等四个基本因素和表征政府参与的所有权程度与政府政策两个变量均对中国企业OFDI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的经济增长对OFDI有的影响是正向的,汇率和出口依存度对OFDI的影响是负向的.据此,提出要通过加强对国家经济风险的评估预警系统建设、建立健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体系等来化解国家经济风险的不利影响.     

高管个人特征对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问题一直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利用2006年到2017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个人特征如何对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结果表明,被激励高管的个人特征如高管年龄、任期、学历与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年龄越大、任期越久、学历越高、社会资本越丰富的高管,公司更倾向选择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男性高管越多的公司,越倾向选择股票期权激励模式,然而性别对其影响并不显著。本文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果丰富了股权激励相关理论,并为上市公司科学合理地选择股权激励模式提供参考。     

对称涨跌幅限制的非对称性效果研究—来自中国上证A股市场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上证A股的相关数据,通过扩展的GARCH模型验证涨幅限制与跌幅限制对收益序列性和收益波动性的影响及其差异,并在控制了反映公司和股票特征的相关变量之后,进一步分析了涨跌幅限制影响的行业差异。研究发现:涨跌幅限制对股票收益序列相关性的影响倾向于不显著,但对股票收益波动性的影响倾向于显著;涨幅限制影响的行业差异显著存在,而跌幅限制影响的行业差异不显著。在分析造成波动性的非对称性影响效果的原因时,本文发现市场β值、市值越大的公司,涨跌幅限制越容易对其产生非对称的影响。上述结果验证了在不同行业设置不同价格涨跌限制和设置非对称涨幅限制和跌幅限制的合理性。     

生产率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借鉴演化博弈理论探究企业通过OFDI“走出去”时的跨国并购方和标的方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异对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利用Hotelling模型构造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博弈模型,讨论两类企业OFDI进入方式决策在并购双方生产率差异变化之下的变迁机理。研究发现:当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生产率差异较小时,市场达到两类企业都倾向于跨国并购策略的演化稳定状态;当并购双方生产率差异较大时,企业的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其结构对其OFDI进入模式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知识或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与综合实力强势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采取跨国并购战略,而另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绿地新建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即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因其所属的行业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其结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后发企业突破低端锁定的三方演化博弈分析

后发企业突破低端锁定是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GVC)中高端的必经之路。论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后发企业、领先企业和后发企业所在国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后发企业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对博弈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复制动态系统存在{突破,封锁,消极}和{不突破,封锁,积极}两个可能的演化稳定策略组合(ESS),系统趋向哪个ESS主要由企业核心能力决定。后发企业的核心能力越强,突破收益越大,越倾向于选择“突破”策略。无论后发企业采用哪种策略,领先企业都会选择“封锁”策略。政府策略选择有机会主义倾向,但政策扶持有利于阻止本国后发企业滑向“不突破”稳定均衡,是促进企业挣脱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重要外部力量。     

基于电商平台的最优销售模式和退款保证策略研究

基于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平台商组成的供应链,考虑消费者退货行为,运用博弈论建立了不同销售模式和退款保证策略下的六个模型。通过均衡解对比和数值算例分析,给出了制造商的最优销售模式选择和制造商与平台商的退款保证策略。研究发现:制造商同时选择转售和代理模式对其自身、平台商和消费者都最有利;在制造商同时选择两种销售模式的情况下,当转售和代理模式下客户满意度都比较高时,佣金费率对制造商和平台商的退款保证策略选择没有影响,制造商始终倾向于提供退款保证而平台商始终倾向于不提供退款保证。     

基于Probit和Tobit模型的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决策研究

Melitz的企业异质性理论认为,企业的出口行为选择是由其生产率差异决定的,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选择出口贸易,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供应国内市场.在异质性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下,构建了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决策模型,并基于中国2009年1718家上市公司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从总体和行业两个层面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结果显示中国企业数据是符合企业异质性理论的结论.其中,总体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出口,与Melize的结论是吻合的;企业资本越少、员工人数越多企业出口可能性越高;企业盈利状况也与出口选择指标正相关;东部地区企业明显更倾向于出口.行业研究显示,行业因素和国家政策在企业出口行为决策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对称信息下的投资者行为与股市泡沫

构建了一个三阶段泡沫模型,并运用CARA型效用模型建立了投资者效用差函数,研究了在不同泡沫阶段,投资者的风险规避度和对其他投资者卖出股票概率的推断这两个因素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某投资者本身风险规避度越大,猜测对方投资者卖出股票的概率越高,那么投资者会越倾向于卖出手中的股票.最后提出政策建议:有效控制市场中的信息披露,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     

基于差异化产品动态寡头博弈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以寡头企业具有有限理性和简单理性的产量调整行为和非线性成本函数为基础,论证了当横向产品差异度在一定范围内时,纳什均衡可作为稳定的动态均衡而实现.当超过一定范围时,利用数值模拟可观测到系统出现的周期性和混沌的复杂现象.在企业具有二次成本的假设条件下,研究了产品差异程度对纳什均衡稳定性的影响,得到了产品差异度越大,或市场竞争程度越低,系统的纳什均衡越不稳定的结论,表明了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于非线性系统的内生性.与线性成本的对比说明,非线性成本缩小了纳什均衡的稳定域,增加了寡头市场的复杂性.研究也表明规模不经济的寡头厂商想通过增加产品差异度来减少竞争是有一定难度的.     

纵向非均质性对海上稠油油田水驱油开发效果的影响研究

为兼顾生产成本与开发效果,海上稠油油田开发大多采用多层合采,层内和层间的差异对水驱开发效果影响显著,针对纵向非均质严重的问题,基于不同渗透率级差、不同平均渗透率,建立了反韵律下9种非均质物理模型,研究层内和层间非均质性对海上稠油油田水驱开发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层内非均质模型,渗透率级差对开发效果影响更大,平均渗透率相近时,级差越大,层内非均质性越强,注入水沿高渗透层突进,油层下部驱替效果越差,采出程度越低;层内均质层间非均质时,级差越大采出程度越低,高渗层段注入水形成优势通道抑制低渗透层吸水,高渗透层最高采收率达77.4%,低渗层采收率可低至0.7%,使油层上下部驱替效果相差较大;层内和层间都非均质时,分层开采的开发效果好于多层合采,各层采收率变化幅度与分层开采时差异较大;利用综合影响因子表征层内和层间非均质性的综合影响,其值为0.08时对应采出程度为41.48%,综合影响因子越高,纵向非均质性越强,采出程度越低.     

政府层级、制度环境与投资机会——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本文从政府层级、制度环境与投资机会的角度出发,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投资机会集、制度环境变量提取了主成分,以2005~200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层级、制度环境对投资机会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政府控制公司和非政府控制公司的投资机会影响不同,对政府控制公司影响显著;且不同层级的政府控制企业影响程度也有差异;政府是否控制会对企业投资机会产生影响:省政府是否控制在1%的水平下对企业的投资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政府是否控制在5%的水平下对企业的投资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央政府和县政府是否控制对企业的投资机会影响并不显著;政府控制企业会比非政府控制企业获得更高的成长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考虑创新投入的OEM/ODM供应链结构选择研究

针对由原材料供应商、OEM品牌商和制造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本文构建了委托(Agent)、控制(Consignment)和设计代工(ODM)三种代工结构,分析了OEM品牌商和制造商的最优代工策略。本文重点讨论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且制造商不仅在上游与OEM品牌商合作,还在下游与OEM品牌商在市场上竞争。研究结果表明:针对不同的市场竞争程度和创新投入效率,OEM品牌商会策略性的调整代工模式,在控制和设计代工中进行选择;制造商同样也有其所倾向的代工模式,但只有在较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倾向于选择设计代工模式,这反映出制造商缺乏动力进行产品设计创新。并且,当创新投入效率适中时,双方会出现决策一致的情况,但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这个区间会逐渐减少。     

数字经济背景下科技型在位企业商业模式演化策略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背景下科技型在位企业商业模式演化策略选择的动态机制,基于商业模式冰山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以企业成本具有差异性为前提,借助Stackelberg竞争模型与Cournot竞争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形下企业商业模式演化的稳定均衡策略,并通过案例与仿真分析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资源影响下企业商业模式演化策略选择的演化路径和演化稳定性。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资源是影响企业商业模式演化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资源水平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激进式商业模式演化;同一条件下,成本优势企业选择激进式商业模式演化的意愿更强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资源对企业商业模式演化策略选择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数字化能力次之。相关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科技型在位企业商业模式演化提供决策依据。     

跨界创新联盟关联信用风险传染模型研究

跨界创新联盟是企业创新过程中资源整合与共享的一种有效形式,但在带来企业创新资源共享效益的同时,联盟中复杂的关联关系也构成了联盟关联信用风险传染的新渠道。本文结合复杂网络理论与传染病模型,根据跨界创新联盟特点,在原有资产关联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行业关联、资产关联和创新合作关联三种关联关系,改进了风险传播的传染病模型,并进行了数值仿真实验。结果表明:行业关联、资产关联和创新合作关联对跨界创新联盟关联信用风险传染阈值具有综合性影响,增加行业关联和创新合作关联因素,有利于提高关联信用风险传染阈值的精度。此外,资产关联度越高则感染成员密度越大;行业关联度越低,创新合作关联度越高则感染成员密度越小。     

CVaR准则下两条供应链的促销努力竞争与链内协调研究

研究两条供应链相互竞争下决策者风险厌恶程度的影响和链内协调问题。针对两条分别由风险中性制造商和风险厌恶零售商组成、进行订货与促销竞争的可替代产品供应链,假定需求随机且依赖于促销努力水平与产品合格率,利用条件风险值(CVaR)方法和博弈理论建立了对应两条供应链均为分散式供应链(DD模式)、均为集中式供应链(II模式)、一条为分散式供应链一条为集中式供应链(DI模式)的EPEC、Nash和MPEC竞争决策模型,给出了三种模式下的竞争均衡决策、以及零售商为风险厌恶者时可实现链内协调的回购加促销补贴契约。进一步分析了零售商风险中性情况。最后的算例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和协调契约的有效性。研究表明,零售商越厌恶风险,其订货量越低;产品合格率越高,零售商的促销努力水平越大;供应链协调是供应链竞争下的占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