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确定项目工作团队合理规模的新思路

本主要研究项目工作团队合理规模确定问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了项目工作团队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模型，探讨了项目工作团队规模的设计问题，给出了一种新的项目工作团队合理规模设置的有效方法。从激励与约束角度研究项目工作团队合理规模的确定具有创新性，丰富了项目工作团队规模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风险资本的组合投资最优化模型研究

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了风险资本的组合投资最优化模型,通过该模型给出了项目数和收益分配比例的最优解,并分析了组合投资的项目数和收益分配比例对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努力水平的影响。     

隐性约束机制的设计研究

文章研究在多阶段动态博弈情况下隐蔽行为的隐性约束机制设计问题，用博弈论方法和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方法，建立多阶段委托-代理关系约束问题重复博弈的声誉模型，对隐蔽行为的隐性约束机制进行研究，证明了多阶段委托-代理关系中隐性约束机制的存在，给出了这种情况下的有效约束条件，隐性约束机制的设计方法以及其他结论。     

家族企业规模可持续发展的博弈分析——委托-代理框架下的激励模型

本文运用博弈分析揭示家族管理影响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引入职业经理人才能实现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建立了委托-代理框架下的激励模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服务型制造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的声誉激励模型

在服务型制造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的过程中, 为了激励合作企业参与服务创新, 将公平理论引入到声誉激励机制设计中, 考虑合作企业的公平偏好程度、服务创新能力系数、知识转移能力系数、耐心系数等参数,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 建立声誉激励模型, 并对模型进行求解和数值仿真, 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和管理启示。研究表明:当合作企业是风险规避的, 在完全信息情况下, 合作企业的公平偏好程度系数与声誉激励系数正相关;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合作企业的公平偏好程度系数对声誉激励系数的影响不显著;无论是否考虑合作企业的公平偏好, 合作企业的努力水平、服务创新能力系数、知识转移能力系数、耐心系数与声誉激励系数正相关;合作企业的努力成本系数、风险规避系数、产出分享系数、外部环境变量的方差与声誉激励系数负相关。     

信息不对称时基于过度自信代理人的工资契约研究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建立了具有过度自信代理人的委托代理模型.基于模型讨论了代理人过度自信行为对其自身努力水平及委托人利润的影响,得出:与对称信息情形相比,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更低,委托人利润也会减少.代理人的过度自信特征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对委托人的不利影响,因而后者更愿意选择过度自信程度高的代理人合作.     

基于契约和关系治理的供应链质量控制机制设计

本文考虑制造商和供应商共同努力改进产品质量的情况,研究在一个制造商处于领导地位的二级供应链中,如何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设计,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协调供应链。文章以理想的协同情况为基准,分析了两种治理机制下的质量努力程度,比较了正式契约治理与契约和关系混合治理对供应链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关系和契约混合治理在有效范围内能够将制造商和供应商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共同的质量努力获得比正式契约治理下更大的利润,实现供应链协调。     

基于互惠动机公平均衡的投资项目决策模型及数值模拟分析

针对博弈主体互惠动机公平偏好的证据和特征,本文从理论上描绘了首席执行官和项目经理在信息对称与非对称条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和激励合约的设计,在理论模型构建及均衡分析中发现:项目经理互惠动机公平偏好可以提高其努力水平,带来与显性激励合约一样的激励效果,即互惠动机公平偏好产生了“挤进激励效应”;互惠动机公平偏好使得项目经理真实地汇报项目质量状况,优化了公司对项目资本配置的计划,避免了非对称信息下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互惠动机公平偏好产生了“信号显示机制”的作用。由于项目经理互惠动机公平偏好的“挤进激励效应”,使得投资项目资本配置决策临界点不会很低,从而抑制了投资不足的严重性。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具有异质性的项目经理提供了不同合约选择,把“自利”假设下委托代理决策的分析框架拓展到“非自利”的行为委托代理决策的分析框架。     

产出为Cobb-Dauglas函数的 Holmstrom-Milgrom委托代理模型

Holmstrom-Milgrom模型是在委托代理理论一般化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简化模型,引入代理人的能力水平,将产出函数从一维的线性函数扩展到二维的非线性Cobb-Dauglas生产函数,分析求解了新的模型.与原模型相比,新的最优解中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有所提高,风险成本有所降低,委托人的期望收益有所改善.     

隐性投资的博弈分析

为了形成双方的有效交易 ,交易的一方往往需要进行隐性投资。文章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 ,讨论了在一般情况下隐性投资不足的问题 ;然后 ,又从扩大外部机会的角度阐述了如何解决隐性投资的不足 ;最后 ,利用委托—代理关系理论 ,通过一个具体的模型讨论了隐性投资的激励问题。从而得出 ,隐性投资的买方最优投资是不可能实现的 ,买方可以通过一定方式来提高隐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