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增权研究——以四川省石椅羌寨为例

乡村旅游是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而增权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以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羌寨为例，运用社区增权理论，从经济、社会、心理、政治4个维度对当地居民的权利感知和旅游增权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经济权能是最核心的维度，居民对通过发展旅游业实现乡村振兴的信心较足，但由于缺乏科学的引导与管理，经济增权后劲不足；居民对社会增权的感知表现为旅游对社区凝聚力的增强作用，但由于受益机制不完善，社会去权不容忽视；居民对心理权能的感知也较明显，表现为较高的文化自豪感和通过教育培训提升自身水平的愿望，但因其综合素质跟不上旅游发展需求，心理增权尚显不足；在政治权能方面，社区实现了基本的民主自治，但多数居民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状态，同时信息不对称、制度不完善等导致政治去权现象严重。基于以上发现，从提升乡村旅游竞争力、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强化社区教育增能、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增权建议。     

“洋家乐”游客的动机、感知价值对其满意度和行为意愿的影响

乡村旅游和度假休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快速获得成功并在旅游业独树一帜的"洋家乐"被认为是乡村旅游和度假休闲产品的双重典型,因而全面了解其成功因素和未来可持续发展方向对我国旅游业意义重大.从游客角度系统分析了动机、感知价值和满意度对行为意愿的影响.根据对10家"洋家乐"的497位游客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逃离人际束缚动机、感知功能价值、炫耀价值、个人价值和独特价值对"洋家乐"游客的未来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满意度在其中发挥完全或部分的中介效应.最后,从"洋家乐"业主以及政府和社区居民的角度提出了"洋家乐"未来发展的管理建议.     

不同类型旅游移民的地方认同建构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

旅游移民在国内已经出现,却很少得到学者的关注.以丽江古城为例,通过修正后的量表对丽江古城的旅游移民进行实测.然后通过SPSS 20.0软件,综合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分析法对不同类型旅游移民的地方认同水平及影响因素做了分析.再将人口统计学特征、"城市融入""外出目的"依次投入模型进行阶层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旅游移民的地方认同的影响机制不同,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对丽江的地方认同显著高于经济利益导向型旅游移民;(2)地方认同不存在"性别"差异,"居住时间"和"从事行业"显著影响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的地方认同;(3)总体而言,"城市融入"对于旅游移民地方认同的解释力度要高于"外出目的",其中"是否与当地居民来往"仅对经济利益导向型旅游移民产生影响.研究丰富了旅游移民的人地关系研究,对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智慧社区运营的主体识别与社会网络分析

伴随着对社区治理的关注,如何通过提升社区的智能化保障居民生活的安全性、舒适度以及提升公众的参与水平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传统的智慧社区运营管理理论仅考虑少数利益主体,并未关注多方利益主体,且大多研究未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的网络关系。基于此,从社区智慧运营“需求-供给-调控”等维度识别智慧社区运营的主体要素,深入调查智慧社区运营的利益主体,构建关系矩阵并绘制社会网络结构图,基于UCINET 6.0软件分析网络的密度、中心性以及影响力,识别关键因素并提出多维度的政策建议,为多方参与下的智慧社区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古村落旅游地组织承诺对组织有效性的影响——以西递、宏村为例

组织承诺和组织有效性是组织行为学中重要的研究概念和研究对象,但应用于古村落旅游研究的还比较少.对不同经营模式下（外来资本主导型和社区主导型）古村落旅游经营户的组织承诺及旅游组织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古村落旅游经营户的组织承诺由情感承诺、继续承诺和规范承诺3个维度构成,组织有效性则由旅游发展有效性和社区公共服务有效性构成;组织承诺中的“情感承诺”在不同经营模式下存在较大差异;组织有效性中的“旅游发展有效性”维度在不同经营模式下也显著不同.此外还在因子层面研究了组织承诺对组织有效性的影响.     

宗教旅游地多群体感知空间结构——基于地方理论的解析

以郎木寺为调研区域,选取当地藏族居民、回族居民、旅游者和外来经营者4类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相片引导的半结构化访谈法,回收访谈资料共计396份,其中藏族居民102份,回族居民96份,旅游者99份,外来经营者99份.借助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采用共现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出4类群体感知意象的空间结构.结果显示:受访的4类群体形成了一系列相同的意象热点,且同一意象热点承载的地方感知是多样化的;同时4类群体受各自文化背景以及认知限度的影响,对同一地方呈现出不同的感知,并形成了4类不同的感知意象结构;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共现联系主要体现在同一地理界限内、性质互补、性质相似3个方面;当地居民与外来人口对于文化认同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旅游发展对当地文化的宣传并没有达到居民所认同的高度.     

度假旅游情境中地方依恋对游客公民行为的影响——基于心理所有权视角

游客公民行为是促进旅游地保持竞争力、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推手，现有研究主要参照顾客公民行为的逻辑框架，未能突出旅游情境和游客群体的独特性。以浙江省3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游客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心理所有权理论，构建了一个可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地方依恋、地方心理所有权、自我提升动机与游客公民行为的关系。用SPSS 22.0和AMOSS 23.0软件分析收集到的419份样本数据，结果表明：地方依恋正向影响地方心理所有权和游客公民行为；地方心理所有权正向影响游客公民行为；地方心理所有权对地方依恋与游客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自我提升动机正向调节地方心理所有权与游客公民行为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地方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     

旅游者商业化符号感知与体验真实性研究——以西安回民街为例

有关符号感知下的旅游体验真实性研究已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基于编码者视角的符号研究并不能完全认识符号的多元属性，也无法完全理解体验真实性的意义。以西安回民街为例，结合旅游商业化、旅游符号和体验真实性的相关理论，从游客视角对民族文化旅游街区的商业化符号进行识别和解读，并对旅游商业化符号感知与体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可识别的回民街商业化符号包括旅游商业环境符号、旅游空间环境符号、社会经营管理符号、商业及商品经营符号、现代化感知符号和地方认知符号。其中，地方认知符号感知对体验真实性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余商业化符号对体验真实性无显著抑制作用。     

旅游企业主移民的生活满意度与地方认同关系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

旅游企业主移民作为当下社会转型背景下所产生的移民类型,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社会复杂多元流动的特点,已成为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以丽江古城的旅游企业主移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基于SPSS22.0统计软件,对丽江旅游企业主移民生活满意度与地方认同的关系做了回归分析,并探讨社会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1）旅游企业主移民生活满意度对地方认同有显著影响;（2）社会关系在生活满意度与地方认同之间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3）生活满意度对自我效能的解释水平最高,对依恋的解释水平最低.最后,在此基础上为丽江古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出境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泰国为例

网络关注度是测量潜在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关注情况及需求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基于百度指数，以我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的泰国旅游网络关注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季节性强度指数、地理集中度指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我国居民对泰国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时序演化上看，2011—2019年泰国旅游网络关注度呈波动上升态势，可划分为快速上升期和平稳发展期2个阶段，地区季节性差异显著，3月、7月、12月为泰国旅游网络关注度的高峰时段；从空间分异上看，泰国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异变化不大，空间集聚趋于分散状态，整体呈“东高-西低”的阶梯状递减特征，高关注度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及四川省，低关注度地区则主要分布于除四川省外的西部省份；从影响因素上看，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GDP）、交通便利程度、贸易开放度以及国际旅游开放度共同影响泰国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格局。     

民族旅游社区妇女的时间利用方式——以四川省桃坪羌寨为例

西部民族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由传统封闭的生活空间迅速转变为开放的旅游接待场所.在该转变过程中,当地妇女的时间利用方式受到旅游开发的深远影响,而现有旅游研究并未给予过多关注.以四川桃坪羌寨为例,利用时间日志和半结构访谈法获取当地妇女的时间利用数据,在与未参与旅游妇女的对比中,研究参与旅游妇女的时间利用行为.结果表明,参与旅游妇女劳动时间的增长挤压了其生活和休闲时间;旅游开发使得参与旅游妇女扮演“双重角色”,进而承担“双重劳动”;社区旅游为参与旅游妇女协调家庭传统角色和新角色提供了有效途径.     

乡村旅游开发与农村居民点整治的规划协调对策研究——湖州市白鹭谷案例

乡村旅游开发过程往往涉及到农村居民点整治问题，两者的规划协调对促进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州市白鹭谷旅游开发与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为例，剖析了两者在规划协调中存在的问题，构建了两者协调发展框架，并从土地功能适宜性分区、村落-旅游体系有机聚合、延续乡村景观意境、社区参与、生态环境分级控制保护、联动合作机制与渐进开发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     

浙江省旅游用海质量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考虑海洋旅游发展程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海域环境条件等因素,构建旅游用海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依据官方渠道采集的统计数据,采用信息熵模型量化指标权重,根据TOPSIS法原理对沿海县（市、区）旅游海域质量进行排序并应用系统聚类法划分海域等级。结果表明：（1）人均海洋旅游总产值、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以及海水质量指数3个评价因子对旅游用海质量影响显著,海水质量指数有反向影响。（2）2007―2016年,浙江省沿海18个县（市、区）旅游用海等级变动较大,“北强南弱”特征明显。（3）比较2007年标准,第二、三、四等级县（市、区）数量有较大幅度增加,五、六等级县（市、区）数量明显减少,旅游海域质量等级整体提高,等级数量变化与沿海县（市、区）海洋旅游发展态势和海洋生态环境变动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