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导师余瑞璜先生

我敬爱的导师余瑞磺先生已于1997年5月19日仙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做为他的学生和长期助手，我感到万分悲痛．当时在美任教，重任在身，我无法回国参加葬礼，成为终生憾事．1955年我自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吉林大学金属物理及X光教研室，给先生做助教．先生是X光结晶学的知名     

物理楼二楼那蹒跚前行的身影——追忆导师谢希德先生

正我在复旦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有两位,都是女性,一位是谢希德先生,另一位是张开明老师,有两位非凡的女性导师是我的幸运。获得学位后,我也成为了教师,与两位导师成了同事,在复旦物理系教书;也成为了导师,带着学生乐此不疲地做科研,到现在鬓已星星,虽衣带渐宽,却也不悔。     

一生简朴 一生发光——记恩师徐叙瑢先生EI北大核心CSCD

今年的4月23日马上就要到了,这是让我听起来都感到振奋和骄傲的日子,我的导师徐叙瑢先生九十华诞。总能忆起1988年第一次见到先生的场景。我大学毕业后第三年决定继续深造,便考取了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所的研究生,成了徐先生的学生。当时先生在天津,我便背着行李去找他。当年先生已66岁,却仍是健硕硬朗,神采奕奕。“做研究生不容易,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这是导师给我的第一句教诲,在我心里响了很多年。     

我的导师吴乾章先生

吴乾章先生是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启蒙导师.他对我的科研和人生历程具有深刻的影响. 1 "发明一个新方法可能胜过解出10个新结构" 这是1956年我第一次和导师吴乾章先生见面时,他对我说的一句话.吴先生随后向我介绍了当时正在英国开展的一项晶体学方法研究--X射线衍射的光学模拟,问我是否有兴趣做这方面的工作?     

追忆导师李方华先生

1月24日星期五,本是2020农历的除夕。我忙了一天研究生招生面试,晚上回家看微信,得知先生逝去的消息,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当时正值国内新冠肺炎抗疫刚刚开始阶段,不能回国送先生最后一程,深感遗憾。借《物理》杂志,写下我对先生的一些回忆。李方华老师是我的博士导师。1987年,我考进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师从先生学习电子显微学和电子晶体学。一直在先生指导下做二十面体准晶结构的研究,直到1991年毕业。     

缅怀父亲王淦昌和他的同窗好友施士元先生

父亲王淦昌和施士元先生都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他们是中学、大学的同班同学及好友．毕业后同时考取官费留学，一个去了法国，一个去了德国，他们的导师都是当时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我父亲师从迈特纳女士，施先生师从居里夫人．学成毕业都回到祖国执教，我父亲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施先生在中央大学任教．各自都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像李政道、吴健雄等．解放后继续为祖国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永远是我们后人崇敬的榜样!     

饮流怀源——记方守贤先生二三事

正方守贤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月有余。入师门三十余载,导师对我的影响,融入在涓埃之中,流淌于岁月之间,体现在方方面面,又岂是平凡文字能够表达。从研究生导师开始,到工作中的领导,在我心目中,导师永远是我遇到困难,能够给我帮助,给我力量,给我影响——哪怕是片言只语的可敬可亲的长者。学习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方先生之于学     

新中国理论物理与核科学理论的奠基人——祝贺彭桓武院士从事物理工作七十周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祚庥院士发言

彭桓武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们那一时代的很多同学、朋友们的老师．彭先生于1949年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到现在已有56年了．自彭先生回国以来，可以说我一直是长期跟彭先生打交道的学生之一．如果说到我跟彭先生的渊源，还要早一些，早在1949年以前我已经听说过彭桓武先生的大名．     

怀念好友学江

我和学江是辅仁大学的同学，他比我低一班．1943年我和这位学习优秀的学弟结成好友．1946年清华复校，他转入清华学习．1947年我回辅仁任助教．我经常来找他，清华大学这个学生运动的圣地对我很有吸引力．1949年，我在天津北洋大学物理系教理论力学课．用的教科书是Jeans著的《理论力学》．这本书的习题难得出名．学江把他的作业借给我．他不仅对难题做了清晰的解答，而且书写非常工整．这给了我极深的印象．1951年，他给了我一份周培源先生的理论力学讲义．我在北洋大学就用周先生的讲义讲课．     

松林坡往事

1941年9-10月间，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日子，我们搀扶着母亲从福建长汀出发，万里跋涉，途经赣、粤、湘、桂、黔等省，终于安抵重庆．其中长汀到贵阳这段路程，主要依靠姐姐冯慧的照料和安排．到达重庆之后，我们即居住在大哥冯焕的宿舍，位于沙坪坝镇近郊的一所大院内二楼一间斗室，距离中央大学松林坡校舍和小龙坎宿舍区都不远．为了糊口我于1942年4月曾考入位于沙坪坝镇西郊的中央气象局当练习生．当时担任局长的是黄厦千教授，他也兼中央大学气象系主任，指导我工作的顶头上司是王华文先生，他教我对各地台站发来的气象资料进行计算加工，为天气预报做准备工作．当时局里尚有徐尔灏先生，1942年10月份陈其恭先生也到该局工作．1942年7月份我参加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幸蒙物理系录取，到1942年10月份便离开该局到校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