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博弈论视角的稀土矿区环境治理及监管策略研究

针对稀土矿区环境治理的复杂性,本文通过建立地方政府和稀土企业之间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博弈双方在不同情形下的演化稳定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并利用matlab对其进行数值仿真。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执行环境规制时对稀土企业的奖惩政策、稀土企业的治污成本以及非法开采时的额外收益都会影响地方政府与稀土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降低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稀土企业的治污成本等都会引导博弈双方的演化稳定策略趋向于{严格监管,合法开采},从而促进矿区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稀土矿区环境治理及监管策略研究

针对稀土矿区环境治理的复杂性,本文通过建立地方政府和稀土企业之间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博弈双方在不同情形下的演化稳定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并利用matlab对其进行数值仿真。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执行环境规制时对稀土企业的奖惩政策、稀土企业的治污成本以及非法开采时的额外收益都会影响地方政府与稀土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降低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稀土企业的治污成本等都会引导博弈双方的演化稳定策略趋向于{严格监管,合法开采},从而促进矿区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方主体参与下的环境规制演化博弈分析

环境污染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当下的环境治理逐步形成多主体治理模式。本文将环境治理中的四个主要相关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公众”置于统一框架下,建立了四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利用数值仿真模拟参数变化对博弈系统不同主体稳定策略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四方演化博弈系统的16个纯策略均衡点中,共有8个条件稳定点,其余8个均衡点在任何条件下都不稳定。其中8个条件稳定点代表着我国环境治理中各利益相关主体可能呈现的策略均衡,策略集中某策略的相对净收益决定了相关主体的策略选择。(2)通过数值仿真分析发现,增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消极执行的处罚、增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增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消极执行的追加处罚不仅能够提升地方政府的环保执法力度,而且可以提高企业减排积极性。提高环境规制标准、增大对企业非法排污的处罚,对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策略选择都会产生影响,可以使系统更快向“中央政府不严格监管、地方政府积极执行、企业合法排污、公众不举报”的理想稳定状态演化,但提高环境规制标准的效果会略优于加大对企业处罚。地方政府增大企业治污补贴短期内可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过高的企业治污补贴将不利于博弈系统达到理想稳定状态,是一种非长效的环境治理模式。提高公众举报奖励可以促使企业合法排污,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实现博弈系统的理想稳定状态。最后,分别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众角度提出了环境治理的相关建议。     

公众参与视角下的央地环境规制博弈分析

本文首先构建环境规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将公众作为第三方参与主体,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众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详细比较两方和三方博弈模型的区别,探究各个主体策略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未有公众参与下,地方政府策略选择主要受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成本、环境收益、经济损失,消极执行的环境政绩损失,中央政府监管力度、治理补贴和对地方政府的处罚等因素影响;中央政府的监管策略主要受到严格监管的成本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补贴和处罚等因素影响。引入公众参与后,在央地两方博弈的基础上,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策略的影响因素还增加了地方政府被举报后所受到的追加处罚,中央政府监管策略的影响因素还增加了中央政府监管力度、对地方政府的追加处罚以及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损失。(2)未有公众参与下,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的概率随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概率的增大而减小。引入公众参与后,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率随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概率的增大而增大。说明在公众参与下,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对中央政府严格监管产生的抑制作用转变成了促进作用。(3)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的概率、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的概率都随公众举报概率的增大而增大。说明公众参与不仅对地方政府承担环保责任具有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促使中央政府落实环境治理政策。     

环境规制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环境规制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行为互动,从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决策演化过程。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中参与者的行为特征。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分析了参与者的演化稳定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环境规制系统的初始状态、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和环境规制收益、中央政府的监查成本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额都会影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降低中央政府的监查成本、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查力度和违规处罚力度,降低环境规制成本、提高环境规制收益,将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从而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环境治理中的政府监查与企业治污行为研究

通过建立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的进化博弈模型,考察了参与者的决策演化过程,分析了参与者的进化稳定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企业的排污量并不会影响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地方政府监查行为和企业治污行为会受到包括系统初始状态在内的7种因素的影响。加大对企业不完全治污的处罚,降低企业的治污成本,尽管可以促使企业的策略选择向完全治污的方向演化,但却会不利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向严格监查的方向演化;而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严格监查的奖励,加大对地方政府监查不力的处罚,降低地方政府的监查成本,以及降低企业利润对地方政府支付水平的影响系数,既可以促使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向严格监查的方向演化,又能够促使企业的策略选择向完全治污的方向演化。     

政府环保补助下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治理机制研究

环境规制是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环境税收和环保补助作为现阶段最常用的环境规制手段，前者被广泛关注，鲜有文献重点关注环保补助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本文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深入探讨政府对企业进行环保补助过程中企业投机行为产生的机理及治理机制，动态检验了企业策略及政府监管强度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政府信任能够减少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加强监管力度可以巩固政府信任；政府实施“强监管”策略的动力不足，不仅仅受制于监管成本，更取决于其获取的政治收益。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为推动我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绿色信贷、政府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及仿真研究

通过建立由重污染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构成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博弈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利用Matlab 2018a仿真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各主体初始意愿和政府规制措施等相关因素对三方博弈演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进行规制的初始意愿提高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有促进作用,且重污染企业策略的演化速度快于银行业金融机构,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的初始意愿提高会减慢地方政府策略的演化速度;地方政府规制的奖惩力度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补贴力度对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作用较小;重污染企业创新反馈力度不改变地方政府策略稳定性,寻租成本增大有利于企业向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演化。     

基于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环境规制研究

环境规制中企业、政府和环境规制机构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是影响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博弈论原理,分析了信息不对称下规制机构与企业合谋的可能与政府监管的必要,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规制合约的设计与选择、执行与监管两个阶段,构建了多阶段的委托代理模型,考察了政府合约设计和监管、环境规制机构与企业合谋的因素,得到了环境规制中影响行为主体的关键政策变量,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污染产业转移下府际间合作治理大气污染的演化博弈分析

大气污染具有跨区域性,府际间合作治理是大气污染防治的必由之路,合作治理中存在“搭治污便车”的困境。由于府际间大气污染治理博弈的具有长期性和动态性,由此建立了多人两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分别研究,无约束机制和有约束机制两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演化稳定策略及其影响因素。考虑到政府间污染产业转移,建立了污染产业转移政府对承接方政府治污补偿机制下的演化博弈模型,分别研究无约束和有约束两种情形下(补偿,治理)策略成为演化稳定均衡状态的条件。研究表明:府际间的合作治理策略选择不会受到外部效应的影响,大气污染治理成本、治理时污染物减排量、不治理时污染物排放增加量、中央政府对治理的奖励和对不治理的惩罚力度是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将大气质量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提高其权重系数,可有效促使地方政府策略向参与合作治理演化。无约束下自主选择时,最优策略(补偿,治理)不会成为稳定均衡策略,引入中央政府约束后,当经济惩罚在一定范围内,(补偿,治理)成为稳定均衡策略。     

环境规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环境规制作为解释变量,基于2003~2010年中国19个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环境规制数据,采用固定效用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呈“U”型,即环境规制增强前期成本效应大于创新效应,经营成本提高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环境规制增强后期创新效应大于成本效应,研发创新促使产品质量提高。不同行业对环境规制的敏感度不一样,将样本数据中涉及的19个部门,分为重污染行业和轻污染行业进行分类回归,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轻度污染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呈倒“U”型,即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环境规制对重度污染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呈“U”型,即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据此,提出有效利用环境规制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发展绿色贸易的政策启示。     

合作创新是否真的助力企业节能减排？

2018年1月1日实施环境保护税法以后,我国正式开始了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的混合环境规制框架。本文基于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构建了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讨论各种政策相互作用下的均衡策略选择。研究结论显示:一是从政策作用效果来看,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减排技术创新投资决策。但是碳排放权交易和环境税却对企业生产决策起到叠加作用,抑制产品市场的活跃程度。二是从企业合作创新模式来看,本文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即技术溢出系数大于临界阈值时,完全合作创新模式是企业最优选择,并实现了企业最优减排水平;否则完全合作创新模式并不优于不合作创新模式。说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环境税率、减排补贴率的合理制定,以及合作创新的技术溢出率大小将影响减排企业在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最优决策,我国政府需要重视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联动效用来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企业污染减排过程中的政企合谋问题研究

考虑到污染物动态变化的影响,本文构建连续时间内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之间的Stackelberg微分博弈模型,对企业污染减排过程中的政企合谋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的合谋程度与地方政府的GDP偏好成正相关,与环境绩效的考核比重成负相关;不同的环境负责制对政企合谋的影响方向相反:任期负责制增强了地方政府的合谋动机,而终身负责制可有效地抑制地方政府的合谋动机;中央政府提高监督力度和惩罚成本系数增加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谋成本,是抑制政企合谋的外在约束。为抑制政企合谋,应转变以GDP为核心的单维扭曲机制,推进建立生态环境终身负责制;积极引导社会第三方的环境参与,弥补中央政府环境监管的不足;多元化惩罚手段,将经济惩罚和政治惩罚相结合,提高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谋成本。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的视角

绿色创新是企业应对政府环境规制的有效方式, 而环保社会组织的参与监督和引导则是对政府环境规制效果的有力补充。本文通过构建企业、环保社会组织和政府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演化过程中三方主体的互动机理。结果表明:增加环保社会组织直接参与监督的比例、环保社会组织对企业提供的绿色创新支持、对企业污染行为的震慑压力等因素均能影响演化结果。最后从政府、环保社会组织和企业自身角度给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环境研发与绿色技术进步

为鼓励和引导绿色技术发展,驱动预防性技术和处理性技术协同进步,有必要开发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进步导向功能,并探究其传导机理。论文通过建立双寡头同时博弈模型对环境规制、环境研发与绿色技术进步进行关联分析。研究表明:环境研发是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传导路径;环境补贴力度会显著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技术进步效果;绿色技术进步导向的环境规制的政策组合存在一个普适性较强的应用策略;环境税和环境补贴的规制政策组合能够有效增进社会福利,具体表现为通过污染预防技术和污染处理技术的协同进步带来的产量增加、生产成本减少、污染产生量减少以及污染处理量增加。     

基于计算实验的第三方污染治理行为演化研究

基于企业主体的学习性机制,通过对计算实验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构建了区域内由政府、公众、排污企业和第三方治污企业共同组成的多主体参与的企业环境行为仿真模型。模型与计算实验研究了排污企业与第三方治污企业的交互运营以及企业环境行为的动态演化规律。根据分析总结如下:A,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就是将市场化机制引入到环境污染治理中,就是将排污企业的直接责任转化为间接的经济责任,解释了第三方治污存在的机理,并证明了第三方治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B,排污企业主观且动态地决定其交予第三方治污的治污资金的合作模式更符合第三方治污的发展需要。C,提出了第三方治污存在的不足之处,需要政府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以对第三方治污起到一定的促进和规制的作用。D,还提出了第三方治污企业的逐利性与社会环保责任的矛盾性,并发现第三方治污企业的定价环节就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基于LISREL的污染密集型企业区域迁移影响因素分析

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区域迁移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其区域迁移决策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受众多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以跨区域迁移至江西省赣州市的污染密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污染密集型企业区域迁移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经济政策、环境规制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企业区域迁移最重要的因素,其中,经济政策的作用尤为关键,环境规制强度区域间的差异使得污染密集型企业有向中西部地区集聚之势,欠发达地区之间环境规制的"逐低竞争"使得中西部地区在慢慢地成为东部地区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污染避难所".研究结论可为中西部地区政府招商引资和环境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地方政府与制造企业碳减排演化博弈分析

为探究中国在碳减排政策下地方政府与制造企业双方的博弈关系,在分析地方政府和制造企业不同策略下的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了地方政府和制造企业之间的静态混合策略演化博弈模型;进一步引入政府动态惩罚和补偿策略,剖析政企双方策略的互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企业是否采取碳减排措施的奖惩力度、企业采取碳减排措施的成本与收益,会直接影响博弈结果;地方政府和制造企业两个群体在三种情况下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演化呈现周期性特征;当地方政府实施动态惩罚或补偿措施时,该博弈模型存在稳定的Nash均衡点。     

阈值风险下的多企业合作治理污染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环境污染具有跨区域性,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由单一产污企业治理污染物难以取得有效成果,辖区内多个产污企业合作治理是环境保护的必由之路。 本文从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多个排污企业之间的决策演化过程,建立了多主体演化博弈模型,并考虑了污染排放总量超过总量阈值时的环境恶化风险,研究阈值风险对产污企业合作治理污染策略选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治理成本很大地约束了逐利企业治理污染的行为选择,造成公地悲剧的社会问题。 企业治污成本较大背景下,环境阈值风险发生概率越高,越能有效促进合作治理环境策略的演化稳定,合作治理占优于不治理。 出于对企业自身初始禀赋的保护,产污企业初始禀赋越大、排污收费率越高,越能有效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物的积极性。 最后,为促进辖区内污染企业合作治理污染提出了政策建议。     

固定经营期下基于运行绩效的PPP项目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研究

本文研究PPP项目价格形成机制、补偿机制及其社会效率。首先,分析了招投标制度下固定经营期PPP项目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及其不足。其次,基于成本与运行绩效的PPP项目定价规制及可行性缺口补贴思想,建立模型分析实施机构可观察PPP项目服务成本时的定价水平和可行性缺口补贴标准;当实施机构无法准确掌握项目公司的运行成本时,通过制度设计诱导社会投资者上报真实的运行成本和运行绩效以获得最大净现值。分析表明,当PPP项目服务需求弹性较大同时有可行性缺口补贴政策时,政府进行价格规制时项目净现值高于不规制时的净现值。文章通过实例验证了成本信息是否可观察两种情形下PPP项目的服务价格水平、运行绩效、项目投资净现值及消费者剩余。为了避免PPP项目运行绩效下降和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应建立科学的监督激励机制,依据PPP项目服务成本与运行绩效的信息确定固定特许经营期下项目服务价格和可行性缺口补贴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