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中韩《诗经》研究比较的可行性

中韩两国的《诗经》研究均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彼此之间互有同异,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仅就古代的研究情况而言,无论是在研究的历史时限上,还是在研究的文化背景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极大的可比性.     

Furostanol saponins with inhibitory action against COX-2 production from Tupistra chinensis rhizomes

Two furostanol saponin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n-butanol fraction of methanol extract from Tupistra chinensis rhizomes,a folk medicine of Shennongjia Forest District of Hubei Province.Their structures were determined as (25S)-26-O-(β-D-glucopyranosyl)- furost-1β,3β,22α,26-tetrol-3-O-β-D-glucopyranosyl-(1→4)-β-D-glucopyranosyl-(1→2)-β-D-glucopyranoside (1) and (25R)- 26-O-(β-D-glucopyranosyl)-furost-1β,3β22α,26-tetrol 3-O-β-D-glucopyranosyl-(1→4)-β-D-glucopyranosyl-(1→2)-β-D-glu- copyranoside (2),on basis of chemical and spectroscopic evidences.1 and 2 displayed marked inhibitory action towards COX-2 production in macrophages of the rat abdomen induced by LPS at 20μg/mL.     

也谈朱熹"《诗》教"旨趣

从教育学的立场来说，朱熹“《诗》教”的核心目标在于“导性情之正”；实施的具体途径，则是根据诗歌的特点令受教育者在《诗经》的阅读和学习中感发志意，将正性情内化为自觉的言行规范和精神追求。     

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色歌谣初探

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右江军民通过音乐手段来推广革命道理,创作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红色歌谣.他们用流行的革命歌曲、民歌、民谣等形式在圩场、会议、学校通过教唱、对歌、演唱、传唱的方式控拆黑暗社会、发动民众,讴歌农民运动及战斗生活,赞美苏维埃建设,表达了右江民众热爱党、热爱红军和积极参加革命的朴素情感,具有明显的革命教育和文化传播作用.     

《诗经》经济思想管见

以前人们侧重于从政治、思想、伦理和哲学方面研究《诗经》，其实从《诗经》中能解读出较明显的经济意识。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意识，农时意识，生产力意识，市场意识和区域经济意识。     

论闵凡利笔下的善州理想

闵凡利笔下的善州是一个充满善意的礼仪之邦，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青春活泼的民间精神，更有着无处不在的大善与大爱。而在对善州世界的书写中，他体现出了作家对民间立场的坚守和对民间文化价值的认同。     

上海方言与马凡陀的山歌

在新诗民族化与大众化潮流中,马凡陀的山歌被誉为新诗创作的一个新方向。作为被左翼批评界认可的新诗样板,它可贵之处是一方面普遍调用丰富的吴语资源,另一方面则始终以底层市民的民生为重。新诗中的山歌道路仍是敞开的,其口语化、方言化、大众化的运行轨道,以及针贬现实、为民代言的品性,对当下诗坛仍然有借鉴启示意义。     

《诗经》的修辞艺术及其影响

《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源头,也是我国修辞的重要的源头,体现了先民的智慧和艺术创造力.本文采用了修辞和艺术结合的视角,从“赋的修辞艺术”等6个方面进行论析,以见《诗经》修辞的成熟程度及对后代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

研究汉<郊祀歌>十九章应从武帝时代郊祀制度入手,要把握三个原则:一为"先正后杂",即区分武帝时代"正祭"(如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与"杂祀"(甘泉寿宫的巫术祭祀、方仙道、齐地八神等),前者为武帝亲临的国家祭祀,后者为祠官所领;二为"先祠后乐",元鼎六年(前111年)之前虽已设立雍五畴、甘泉泰畴和汾阴后土之祠,但献祭仪式基本属于"礼物献祭"或"食物献祭",元鼎六年以后郊祀乐舞的创制是皇帝亲祀的最高级的形式,同时也是考察<郊祀歌>创作的重要指针;泰山明堂虽建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而明堂乐歌则创制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为"正散兼有".即区分用于郊祀仪式的"正歌"(用于甘泉泰畴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的乐歌)和不用于仪式却被收录于<郊祀歌>中的"散歌",这些"散歌"基本上是武帝巡祭或求仙路上的祥瑞歌.根据上述三原则,制定了<郊祀歌>创作时地表,分析了武帝郊祀活动的宗教心理根源.     

《楚辞》情感审美特征论

《楚辞》作为我国诗歌史上的奇葩,文风华艳奇瑰,感情激越昂扬。屈原的坎坷身世与不幸遭遇引发的哀时伤世之感、楚地凄幽山水及其缠绵悱恻传说、楚声遗韵之影响形成了《楚辞》悲剧性的诗学特征。而这种审美特征通过将客观物象渗入主观情感、营造幽怨惆怅的意境等艺术手段来实现,体现了《楚辞》诗歌情景事理交融的哲思美,从而深刻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与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