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中韩《诗经》研究比较的可行性

中韩两国的《诗经》研究均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彼此之间互有同异,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仅就古代的研究情况而言,无论是在研究的历史时限上,还是在研究的文化背景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极大的可比性.     

也谈朱熹"《诗》教"旨趣

从教育学的立场来说，朱熹“《诗》教”的核心目标在于“导性情之正”；实施的具体途径，则是根据诗歌的特点令受教育者在《诗经》的阅读和学习中感发志意，将正性情内化为自觉的言行规范和精神追求。     

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色歌谣初探

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右江军民通过音乐手段来推广革命道理,创作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红色歌谣.他们用流行的革命歌曲、民歌、民谣等形式在圩场、会议、学校通过教唱、对歌、演唱、传唱的方式控拆黑暗社会、发动民众,讴歌农民运动及战斗生活,赞美苏维埃建设,表达了右江民众热爱党、热爱红军和积极参加革命的朴素情感,具有明显的革命教育和文化传播作用.     

《诗经》经济思想管见

以前人们侧重于从政治、思想、伦理和哲学方面研究《诗经》，其实从《诗经》中能解读出较明显的经济意识。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意识，农时意识，生产力意识，市场意识和区域经济意识。     

《诗经》的修辞艺术及其影响

《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源头,也是我国修辞的重要的源头,体现了先民的智慧和艺术创造力.本文采用了修辞和艺术结合的视角,从“赋的修辞艺术”等6个方面进行论析,以见《诗经》修辞的成熟程度及对后代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

研究汉<郊祀歌>十九章应从武帝时代郊祀制度入手,要把握三个原则:一为"先正后杂",即区分武帝时代"正祭"(如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与"杂祀"(甘泉寿宫的巫术祭祀、方仙道、齐地八神等),前者为武帝亲临的国家祭祀,后者为祠官所领;二为"先祠后乐",元鼎六年(前111年)之前虽已设立雍五畴、甘泉泰畴和汾阴后土之祠,但献祭仪式基本属于"礼物献祭"或"食物献祭",元鼎六年以后郊祀乐舞的创制是皇帝亲祀的最高级的形式,同时也是考察<郊祀歌>创作的重要指针;泰山明堂虽建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而明堂乐歌则创制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为"正散兼有".即区分用于郊祀仪式的"正歌"(用于甘泉泰畴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的乐歌)和不用于仪式却被收录于<郊祀歌>中的"散歌",这些"散歌"基本上是武帝巡祭或求仙路上的祥瑞歌.根据上述三原则,制定了<郊祀歌>创作时地表,分析了武帝郊祀活动的宗教心理根源.     

《楚辞》情感审美特征论

《楚辞》作为我国诗歌史上的奇葩,文风华艳奇瑰,感情激越昂扬。屈原的坎坷身世与不幸遭遇引发的哀时伤世之感、楚地凄幽山水及其缠绵悱恻传说、楚声遗韵之影响形成了《楚辞》悲剧性的诗学特征。而这种审美特征通过将客观物象渗入主观情感、营造幽怨惆怅的意境等艺术手段来实现,体现了《楚辞》诗歌情景事理交融的哲思美,从而深刻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与审美倾向。     

中国“红歌会”的当代教育价值实现

几年来,"中国红歌会"通过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不断提升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在潜移默化中传播先进文化,在交流互动中弘扬红色精神,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唱红歌是个好形式,"中国红歌会"已然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办法,主流文化传承的好媒介,红色精神培养的好平台,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极好的启示作用。     

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文化价值和功能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仪式、游戏、艺术的集合体的方式,重构了南宁以壮族文化为灵魂的、视野开阔的、既古老又时尚的现代民族城市文化。民歌节不只是帮南宁找回歌唱的传统,更准确地说,民歌节是帮南宁找回了艺术的传统,并由此恢复和证明了艺术在人的生活中、在一个城市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地位与价值。     

"更相减损术"不是求最大公因数的算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③》(必修)指出《九章算术》中的“更相减损术”是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的算法,其实“更相减损术”是将一个分数化简为既约分数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