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悲剧 --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实质

老舍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根据其鲜明的文化身份，大致可分为“老派人物”、“理想人物”、“新派人物”三大类。他们的身份虽不同，但悲剧性的命运却十分相似。其悲剧主要是由他们各自所负载的文化与时代、历史的不谐调造成的。三类人物分别属于“被旧文化管辖而死的悲剧”、“反抗旧文化而死的悲剧”、“受劣质文化浸染而死的悲剧”，虽不悲壮激烈，却也深沉凝重，令人警醒。     

从老舍的国家至上看八旗制度对满族文化的影响

老舍是一个国家至上主义者,这与五四宣扬的个性主义和由此形成的批判国家偶像说的风气形成背离之势。形成老舍此种价值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满族文化中的八旗制度对满人道德品格的强化和八旗制度对满人掌控能力的形成而造成的满人的自信。     

从＂无党派＂到＂歌德派＂——老舍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亲密关系

老舍自幼饱尝国耻家难，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使他产生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要求和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但从初登文坛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作为无党派的老舍对革命和革命者还比较陌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下，老舍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成为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朋友。解放战争时期，老舍虽身在美国，但依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影响，思想进一步发展。1949年12月，老舍回到北京，开始在新中国担任了多个团体的多种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共产主义事业，成为“歌德派”。老舍的这一人生经历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演进过程。     

谈对老舍影响和帮助最大的八个人

在老舍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都遇到了对他发生重大影响和帮助的人，他们是：母亲舒马氏、佛教界人士“宗月大师”、北京师范学校校长方还、职业宗教家宝广林、作家许地山、爱国将领冯玉祥、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夫人胡青。如果没有他们的影响和帮助，那就很难说后来会不会有一个人民艺术家的存在了。     

国民婚恋状态及其精神世界的重新映现——试论老舍小说的两性抒写

老舍对两性的抒写,是考察其抒写重心和创作心态的一个难能可贵的窗口。通过这个特殊的窗口能把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行为揭示得相当清楚,使研究老舍笔下的两性抒写极有意义极有必要。通过系统地阅读老舍的小说,概括出老舍小说两性抒写独特的特色,根据传统道德观念与老舍的情感倾向对其小说的两性抒写进行分类,探究和挖掘两性抒写在老舍小说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     

潜隐和张扬：老舍民族意识的独特表达方式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族作家老舍在创作中关注国家命运和国民精神，张扬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时代主题，使自己的作品呈现出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致的现代性特征一但老舍的满族身份又使自己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潜隐地运用多种方式为自己及其所属民族进行一定的辩护。老舍表达“国族意识”和满族意识的独特方式与满族特定历史时期的公众形象密切相关。     

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老舍作品中的英国人形象

迄今为止,学界对老舍创作中的异国影响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对老舍作品中的另一异国因素：异国人形象的塑造仍关注不多。而作为一位旅居英国近五年并在英国生活期间走上文坛的作家,老舍塑造的英国人形象就很值得关注。从老舍的整个创作背景看,老舍是以一种通过他者反观自我的文化思路来塑造英国人形象的;而且在不同时期的文字中他笔下的英国人形象是有所变化的。可以说,这种异国形象的塑造不仅折射出自我与他者的现实关系,也反映了作家对自我的认识。     

怨恨:再论老舍市民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

老舍的文化反思,既有对现代性正面价值的追求,又有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质疑与反抗。老舍的文化反思充满了怨恨的现代性体验:他既怨恨旧派市民老弱迂腐,又怨恨新派市民浅薄恶劣,更怨恨城市贫民的辛酸悲惨以及城市生活的堕落不公。为解决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为释放自己的怨恨心理,老舍在其文本中又创造了一批具有反抗意识与实干精神的理想市民形象。     

从归化和异化论看《骆驼祥子》的三个英译本中人名的翻译

《骆驼祥子》有三个著名的英译本：我国著名的英译家施晓箐翻译的CamelXiangzi、通晓中国文化的汉学家詹姆斯的译本Rickshaw以及伊万·金的译本RickshawBoy。三个译本中对小说人名的翻译各有千秋,使用了多种翻译方法,其中最突出的是归化和异化理论的运用,体现了不同译者在不同社会时代对文化输入的不同要求以及译者所持的文化态度、译文读者的文化接受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