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动态

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20年12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习近平强调,5年前,各国领导人以最大的政治决心和智慧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5年来,《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参与。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新冠肺炎疫情触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更受关注。     

以数字经济为引领,提升制造业竞争力 收官之年,经信工作如何布局

2020年1月18日,新一年的浙江全省经信工作会议如期召开。大会全面回顾了2019年全省经济和信息化工作,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并研究部署了2020年经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2020年,全省经信系统将继续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优化营商环境,以"绣花功夫"精准服务企业,以数字经济引领新经济快速发展,以产业链协同创新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着力稳住工业"基本盘",不断提升经济治理效能,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西方社会救助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状况与经验

社会救助是保障人们最低生活水平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救助措施由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提供。社会救助有调整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从多种现象来看,我国的社会救助存在很多的不足点,如在社会救助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调程度低,协调手段单一等。文章将角度转向西方国家,分析西方国家在社会救助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调状况以及借鉴经验。     

以政府改革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正>创新成为两会"最强音"。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5年中国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大",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报告中,"创新"一词被提及近40次。专家委员们更是将创新视为提振经济的有效手段。2014年9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性调整,就要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科技     

厦门小微企业知识产权托管治理的问题及对策

厦门市知识产权托管工作已由政府单向管理向以政府为主引导，企业、服务机构、行业协会、产业园区以及自贸区等载体参与其中的多元治理体系转变，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存在顶层设计缺失、托管机构服务能力不足、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充分、氛围营造不够等问题。厦门市应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提高小微企业参与托管的意识、提升托管机构的服务能力、激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宣传等措施，进一步完善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提升小微企业知识产权托管治理效能。     

城市治理首要应加强市民的思想道德建设——以湛江市治理交通秩序为例

交通混乱既影响城市形象,又制约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湛江市区交通混乱现象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取得长效成果,除了采取行政立法、经济处罚、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等治理措施外,还应着重加强市民的道德建设,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市民良好的社会道德行为习惯。文章旨在为加强湛江市民道德建设,解决湛江及其它城市突出交通问题提供参考。     

“政党中心主义”与中国国家治理

鉴于西方"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存在的固有缺陷,本文提出具有"政党中心主义"色彩的中国国家治理和现代化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从政治范式的补充发展、政治价值的转换偏重、政治实践的有为有守三个方面对西方政治学进行了改造和丰富,而且也对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路径有所超越。"政党中心主义"的治理承继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善治"思想,并在现代化进程中经中国共产党践行而落实到国家治理的顶层层面。本文着重考察中国"政党中心主义"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功能发挥,并在比较的视野下得出政党中心主义的治理同样存在一定弊端。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保持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功能互补。     

乡村振兴绩效评价:意义、维度与路径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全面部署和布局乡村振兴战略.文章基于政府绩效评价的理念和方法,构建乡村振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明确评价维度,为实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工具.该评价维度包涵资源投入、过程监管、目标实现情况和社会满意度四个方面.文章指出,相关单位以绩效评价推进乡村振兴时应注重顶层设计,强化部门协同,构建评价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价主体,凸显农民获得感.     

博士高官你好！

从“工农兵”时代到“专家治国”,我国各级政府官员的学历水平和教育背景正在悄然提升。这一点在我国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表现得尤为突出。 虽然近年来出现的“博士”市长、“博士”县长现象被加以诸多质疑,但是,这种观点往往忽视了这种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 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我们的市场经济今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需要具有专业经济和管理知识的“专家”来进行治理。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大批既有深厚理论素养,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者型官员进入到我国的高层经济决策体系之中。 瑕不掩瑜,博士高官们的出现无疑是中国发展历史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