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咏怀诗》的抒情化倾向

阮籍对情感极为重视。他将《咏怀诗》作为他复杂感情的载体。阮籍但求抒发情怀，无论是指斥世人，还是高歌遁世，都是情郁结于中，喷薄而出。这使《咏怀诗》对五言诗的情感范围有所拓展。这一组诗中的情感不仅浓烈、执著、厚重，而且寄托“遥深”。与此相适应，《咏怀诗》的结构模式、语言风格、修辞手法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而在阮籍手中完全改变了五言诗的民歌性质。     

浅论五言诗的源流

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萌芽期、生发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它起源于<诗经>和先秦民间谣谚,诞生于西汉成帝之时,成长于两汉,成熟于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     

论三曹对五言诗发展做出的贡献

曹操改造了五言乐府，首开慷慨悲壮的五言诗风，曹丕增强了五言诗的抒情性，促进了五言诗华丽风格的形成；曹植巩固了五言诗的地位，创造了诸多五言诗的体类，对后世专类诗的出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钟嵘《诗品》沈约条疏证

沈约著述颇丰，尤其是五言诗最为出色。他对鲍照的接受主要在于两人文学创作观念方面的相似：求真向俗。他的诗作大部分“清怨”，但也不乏风格迥异之作。沈约在文坛方面贡献卓越，但钟嵘指出他用辞精密而无深刻内涵的特点，这种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     

“人”与“景”的模式化－－两汉辞、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

两汉的辞（代言体）、赋（汉大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惠，表现为两种“语言模式”，一曰赞“人”（主要指“君子”），出自屈原；一曰写“景”（旨在颂扬帝王），出血《招魂》。这同封建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包括致思途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相联系，即同文化（观念和准则）有关。因而，“语言模式”实际是“文化模式”的反映。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之，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大抵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而最终归于“他律”。所以，有自律（修身）的“君子”（人）的模式，以及为最高统治者服务（他律）的“景”的模式产生。由兰蕙所呈现的两种“语言模式”，并不因文体之变而消亡，它将继续留存于其后的文学（包括艺术）样式之中－－只是“角色”有所转换。因为，它受制于长久未变的“文化模式”－－自律与他律。     

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浅析曹植五言诗的艺术特色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在散文、辞赋、诗歌等方面所达到的成就都要高于同时代人。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其五言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的艺术特色。     

中古五言诗句法初探

章讨论了中古五言诗中的连贯句、倒装句和两种特殊的句式，指出唐诗中的一些句法现象在中古五言诗中已有萌芽。     

《昭明文选》五言诗的韵律类型

《昭明文选》中的五言诗,自觉追求诗文的韵律表现,无论是"同声相应",还是"异音相从",比之于往时,自觉化程度大大加强。隔句押韵成为常态,换韵现象也较多,可看出古体诗向新体诗过渡的迹象。诗人利用双声叠韵词语的特性,巧妙地安插在诗歌中,可使诗歌"铿锵可通",有效地强化了韵律感,同时,对紧张的诗歌节奏也有一种缓解作用。此外,头韵的运用,造成了声音的美感,是实现韵律的重要样式。     

论曹植的生命意识

曹植是三国时魏诗人。他的诗、赋、各体散文,不论数量质量,都堪称当时之冠。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他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     

论西晋文人五言诗的离别相思主题

离别相思的主题在每个时代都有深情的体现,到了西晋文人五言诗中,这个主题更因动乱之时代、浮竞之风气而格外凸现出来。在这些充满离情别绪的动人诗篇中,有夫妇之间的深情挂念,有兄妹朋友之间的关切,也有疲倦的游宦诗人对于故乡的无限思恋。总体上说,西晋文人五言诗情感的真挚性和五言诗形式的自由性达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