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环境与现实选择

中国现代为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政治制度提供了良好机遇，从这一生存环境和文学审美观念出发，中国现代作家的三种选择具有代表性：一是以鲁迅等为代表的自觉将自身的文学活动与时代意识形态主题相联的作家，执着于或启蒙、或救亡、或启蒙与救亡并重，自觉回应一日千里的转折时代对文学责任的义务的呼求，对中国现代意识形态主流建设乃至社会革命都做了巨大贡献；一是以前期创造社作家等为代表的执着于“为艺术”的人们，人们尽管深恶中国现代黑暗的社会现实，但反对文学的功利性，执着于文学之“美”、“纯”的追求，这类作家的创作不但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殿堂，而且也无悖于作家的“职业”要求，何况其中还有一个发展转化的问题，所以，对此应予基本肯定；第三种选择是一种有愧于“作家”称号的选择，如周作人等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的“叛卖”、“附逆”，除铨等出于某种政治与商业利益，置基本的道德与人格于不顾的文学游戏者。     

王礼锡与30年代中国文学

王礼锡是中国现代文学上的重要作家。由于种种原因，对王礼锡的研究非常欠缺。甚至被现代文学研究界长期遗忘。他的文学活动在30年代。由他发动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倡导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直接促使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巨著《子夜》的诞生。他的诗歌创作，以来自现实的战争的声音，为古老的格律诗体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他自觉地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起来，献身于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断然放弃旧体诗，转而投入新体系的抗战诗的创作。     

从实用主义到现实主义－－对五四文学主潮的一种解释

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被介绍入中国并初步实现“中国化”。其“中国化”的表现在于把显明的“实用”目标暗含于潜隐的功利追求中，以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外衣裹挟对实际行动勇气和方法的渴望。因五四特殊的时代情状和已被“中国化”了的实用主义自身的特点，当时一切意识形态的建构均难免其“实用性”色彩。五四文学主潮“为人生”的启蒙文学，从整体观念的确立到具体操作方法、从自然主义至现实切入文学创作动机到对读者阅读效应的期待，乃至代表作家、流派、现实主义创作的普遍实用化－在作品中表现为整体的寓言化之中。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原罪”意识

五四“人的发现”之后，一些中国现代作家由对个体自我的自省自觉上升为对本阶段的理性观照，浓重的历史宿命式的“原罪”意识随之诞生。作家的“原罪”意识有一个较稳固的动态系统。其稳固性表现于，负载者的阶级构成一律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格构成一律是现代与传统的二重组合，精神构成一律具有清醒理智的自我意识，行为构成一律是苦难无奈的生命消耗。其动态性表现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涵。其现实效应表现为，作者在对外在理念信仰痴迷与加固的基础上产生的真诚的嗜苦受难意识和梦幻般自我飞升的渴望，最终导致作品中知识者形象强烈的自我批判色彩。中国现代作家的原罪”意识对其人民化、时代化进程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