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旂铃”与“圣人振铎”神话——从文化大传统探寻“工史”如何“书世”

当下人文社科研究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两大转向语境下,书契与讽诵作为四重证据和文化大传统的重新发现,为因筛选、遮蔽和遗忘而导致的文字文献难解谜题提供了释读新视界。＂工史书世＂的基本方式,是工史身份递降和人类文明传承方式及技术变迁的物证。后世王者所追认的圣王谱系和神性祖先,原本是天神之子或可以借助神赐法器变形幻游通神的宗教领袖。职司书世与诗世的史官用事之物旂铃、玉瑹和圣人振铎、凤鸣衔珪等圣瑞建构均深植于神圣传统和法器信仰神话。     

體与禮：佩玉践形与儒家神话礼仪

＂礼＂本质上是一种负载于人＂体＂叙事的象征符号,＂礼＂与＂体＂的实践与信仰,是＂礼＂的发生学探讨不可忽视的观察视点。文章对儒家思想系统中的＂體＂、＂禮＂与＂鸣玉以相＂、＂佩玉践形＂等语词隐喻与行为意义进行了知识考古式发掘,发现体、礼与玉在儒家礼乐身体实践,乃至上古宗教仪式中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即外體（身体仪容）——礼与玉（媒介）——内德（神圣力量）,从而揭示礼仪诞生的动力源泉,以及神圣礼仪和世俗道德间的根源联系,为＂礼＂之发生探源提供一种新的阐释。     

“再生”神话与庆春仪式——冠礼仪式时间探考

关于冠礼举行时间，历来是礼学研究中关键而聚讼难已的问题。文章以“再生”神话的知识、视野和四重证据法，在世界范围成年礼举行时节、象征意义与庆祝宇宙重生的庆春仪式的象征性认同关系的通观下，结合中国以庆春仪式实践报本反始的“再生”神话，和新出《日书》文献，重新考察了《夏小正》“二月冠子取妇”的记载，尝试对中国冠礼原初行礼日期及其仪式象征进行新的探讨，试图提供一种化解纷争的解释。     

神话与仪式：礼制探源新视野——兼论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可能与必要

文章回顾了中外学人,尤其是异域视野对华夏礼仪神圣效力的阐释,借镜人类学家对神话与仪式关系的研究成果,立足华夏礼制探源研究命题,反思了传统神话观对儒家神话研究的桎梏与遮蔽,认为华夏繁复的礼仪活动是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可能性视域。现有的成功实践业已表明,礼仪符号的解读、礼仪神圣根源的探索,乃至经典文本的解读,需要跨文化的广阔视野、比较神话学的类比释读视域,需要突破故事本位的神话观,回归礼仪圣物象征的大传统。因此,儒家神话再发现与重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玉石之路山西道代县路段再考察

文章从文献学和考古学视域出发,从书证和物证两方面考察了玉石之路山西道代县路段的情况,认为雁门关是玉石之路山西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进而对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的名实之争进行了反思,认为＂玉帛之路＂的表述更切近历史的真实。     

以“初”为常与仪式叙事——从神话思维透视礼仪中国

鉴于当下来自人类学、神话学界和考古学界在文明探源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呼唤神仪式、精神信仰等"软"视角对考古素材和人文阐释会通互释的关注及研究实践,笔者以《礼记.月令》中的仪式叙事为例,尝试探讨作为神话编码的"以初为常"这一认知与实践如何规约着仪式叙事与考古"物语"的程式化叙事,从而找到考古文化遗迹、文本文献与神话仪式叙事对接以互证互释的内在依据。     

文化“大传统”之述与见——田家沟“玉蛇耳坠”出土意义再探

从词源学看,“传统”核心意义是“由昔而今世代传承”且具有范型意义的“伟大传统”,它使代际之间、历史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几大基本“传统”范式中,言、形与物是“时间距离遥远”的传统,与“文”相对,恰好是“great”和“little”相对应而被人忽视的不隐含价值判断的中性意义所在,和人类文明史整体视野对大小传统反转改造的立论基础.出土珥蛇、珥殃与文献、口传神话信仰遥想呼应,见证了大小传统互补互证.传统本质上是“过去”延传至今的述与见,是令人探寻历史奥秘的一种视角.     

圣俗之间：《礼记·明堂位》的礼仪空间探讨

作为中国礼仪空间的典型形象,明堂建筑的外在形态与上古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关联,秦汉以来论说甚多,尤以当代学人研究详赡。而对以《礼记·明堂位》为主要文献的明堂内部空间叙事却触及甚少。空间要素如“门”、“墙”、“阶”、“位”与“向”等在先秦礼仪过程中,是内外攸分、正仪辨等标识身份、地位和权能的象征符码。它以模式化的空间叙事在种种仪式中,显示礼仪参与者之间亲疏远近、贵贱尊卑等社会伦理关系,实现了权力与秩序以及君临天下的空间功能。笔者借助仪式理论和考古建筑遗址复原图,尝试从仪式空间的角度对其进行微观探讨,主要目的在于揭示那些潜藏在“明堂”之“位”中的观念及其与明堂建筑的象征关联,从仪式空间的三个层面思考人们怎样通过模式化的叙事建构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