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在线零售商参与的供应链收益分配问题研究

研究了电子商务环境下具有两个在线零售商时的委托代理模型,制造商首先确定收益分配系数,在线零售商根据收益分配系数确定自身努力水平。获得了在线零售商合作和非合作情况下的收益分配系数（提成比例）及在线零售商的努力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与合作情况相比,在线零售商非合作时要付出较高的努力水平,而制造商和在线零售商此时都能获得较高利润;收益分配系数随在线零售商努力成本和风险规避程度增加而降低。     

逆向选择条件下委托代理最优激励契约模型分析

分别建立了逆向选择条件下离散类型和连续类型的最优激励契约模型,并利用最优化控制原理求出了模型的最优解.为保险委托人设计合理的激励契约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     

风险内生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

证券投资基金的委托代理关系与一般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同,在一般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产出的风险是外生的,而基金产出的风险是内生的,即风险是由基金管理人来选择的.在模型假设的背景下,在不考虑基金管理人的努力成本时,基金委托代理关系中不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考虑基金管理人的努力成本,当其行为不可观测时,基金投资者无法通过契约参数的变化来影响基金管理人的努力水平,但此时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将低于基金管理人行为可观测时的情况.实证研究证实了基金收益分享比例与基金管理人努力程度无关的模型推论.     

考虑消费者忠诚的雇员激励契约设计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雇主如何在员工行为无法被观测到的情况下达到最优绩效成为企业上层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区别于既有文献,本文根据服务型企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特点,将消费者忠实度纳入委托——代理模型,通过设计企业激励契约机制,探讨了企业雇佣员工的最佳方式。结果表明:(1)长期稳定工作的员工会选择提成工资制,这类员工倾向于将努力水平用于提高消费者忠诚度,其选择的结果能为企业带来利润;(2)短期非稳定工作的员工选择固定工资制,这类员工的零付出将给企业造成亏损,且损失额即为短期非稳定员工的固定工资额;(3)选择提成工资制的员工将给服务型企业带来正效益,而选择固定工资制的员工给企业带来固定工资的损失额。本文从企业雇佣员工方式的角度,为企业更偏向于为直接面对消费者创造业绩的服务型员工采取提成工资制,而为没有直接面对消费者的非服务型员工采用固定工资制提供了一种解释,有助于把握企业管理的着力点,进而增强企业绩效提升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性作用。     

代议制政府与代表制政府：一个理论和历史的比较

作为随着代表观念及其实践发展而来的一种委托代理政府形式,代议制和代表制同属现代政治,但两者的历史背景、制度原理、运行特征和价值偏好具有重要区别。代议制强调选举的授权功能,认为竞争性的自由选举是代表（议员）产生和政府施政的合法性基础,代表制则强调政府的回应性和可问责性,把能否有效反映和满足民众的客观需求作为政府好坏的根本标准。这两种不同的政府形式依托不同的代表理论、民主理论和授权−问责形式。中国代表制政府的双重代表结构是现代政治条件下中国国家治理制度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阶条件方法的有效性及其求解分析

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阶条件方法,是将代理人激励相容约束进行松弛处理,利用代理人效用函数的稳定点来代替最大化效用约束．这对于问题带来了数学处理上的方便, 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无效的．本文对于求解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阶条件方法的背景,一阶条件方法的有效性,实用性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其中一类问题的解决方法．     

非对称信息下供应商-零售商供应链的批量折扣决策

在供应链管理的文献中,许多工作研究供应商如何使用激励手段,如数量折扣,去影响零售商的订货行为以增加供应商的利润(与整个供应链的利润).多种形式的激励策略模型已有许多,但通常有一个关键的假设,即,供应商关于零售商的成本结构具有完全信息.本文研究了在非对称信息下供应商的最优数量折扣决策问题,得到了最优策略,并与完全信息的情形进行了比较.     

高收入高税率:一个纳税激励机制的设计

针对当前高收入人群没有利益动机自觉按实际收入申报激纳个人所得税的现状，借助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设计了一种“谁纳税，谁受益”的纳税激励机制模型，为解决高收入者纳低税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建筑企业循环经济激励机制研究

为了促进建筑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实现整个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分析了建筑企业开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利用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政府激励建筑企业开展循环经济的机制模型,得到了企业努力水平可以观测和不能观测时,政府激励企业开展循环经济所要付出的成本.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当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时,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也会不断增加.     

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效率优化分析

运用政府非经济目标以及委托-代理关系理论,对国内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管制效率构建了比较模型,通过分析得出了低级别的政府管制比更高级别的政府管制所引起的效率降低要少,但低级别的政府要承担更多的社会不稳定的直接包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