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佛教对洛阳都城景观的时空控制—以景观高度演替和时间节律变化为例

佛教进入中国城市后,对城市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景观的高度和时间节律方面,金刹与灵台比高,金铎与钟鼓竞鸣,改变了中国城市原有的景观特征。这一现象在北魏首都洛阳表现得尤为突出。灵太后胡充华将佛教建筑景观,尤其是将佛塔高度的象征意义完全政治化−佛塔的高度即是权力的高度,因此,洛阳城内最高的永宁寺塔,作为转轮圣王的象征,其供养者非灵太后莫属。其次,无论城里城外,佛塔的高低,都按供养人的政治权力等级,从高到低排列。其三,拥有最高权力的灵太后,其供养所立的佛塔,占据洛阳最具象征性的城内、城南和城东空间。儒家特别看重的洛阳中轴线,更是灵太后精心规划设计的空间,塔刹林立,圣像庄严,完全是一派佛国气象。北魏将首都从盛乐,迁至平城,再迁至洛阳,原本的目的是想由塞外入驻中原,完成汉化,成为中原正统,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虽然在政治制度上他们选择了中央集权制,在信仰层面却选择了佛教。究其原因,北魏放弃祭天传统后,统治阶层佞佛,尤其是掌握皇权的后妃佞佛,是汉化道路发生突变的政治推手。北魏从塞外南下中原汉化过程的二元性,并没有随着北魏的亡国而消失,相反却成为隋唐帝国的共同特色。可见,北魏在政教关系方面,也担当了开启北朝,孕育隋唐的角色。     

杜诗“逃禅”一词议

"逃禅"一词出自杜甫《饮中八仙歌》,宋以后,文人多用之,但其意义却多有不同,历代注家对此词的理解也多有歧义。杜诗"逃禅",其义实为"逃出禅戒",后引申发展为"遁世而参禅事佛",即逃入禅,同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第三义:禅坐,有类似禅定之状态。     

敦煌唐代经变画的空间表现

敦煌唐代经变画的兴盛,在空间表现方面形成了人物群像、建筑等综合表现的方法,使唐代的经变画成为全新的中国式的佛教绘画.     

大足宝顶鬈发人造像的佛教意义

大足宝顶佛教造像中有一些鬈发人造像,甚为独特。可分两类:一类宋代称为道者,指出家而未得度者。如大佛湾19号缚心猿锁六耗图中的主像鬈发人傅大士,21号柳本尊行化十炼图中二身鬈发人柳本尊,小佛湾1号本尊轮藏塔第一级北面鬈发人赵智凤。另一类也可称为道者,是往古佛前的成道者。如大佛湾4号广大宝楼阁三鬈发人宝髻、金髻、金刚髻等。宝顶的鬈发人造像是道者造像,是赵智凤居士佛教造像之独特标志。     

新加坡现代佛教建筑的发展

为分析新加坡现代佛教建筑在性格特征、建筑型制和功能要求的发展和变化,及探讨促使新加坡现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因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文献的阅读,以天福宫和莲山双林寺为例,总结新加坡传统佛教寺院的特征.新加坡"改良佛教"的出现是促使新加坡现代佛教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文章进一步以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和光明山宏船法师纪念堂为例,通过这两座现代佛教建筑与传统佛教寺院的比较,总结分析出新加坡现代佛教建筑的世俗化特征,灵活的建筑型制及多元化的功能这些与传统寺院迥然不同的特性.     

佛教哲学与现代物理学

本文企图对佛教哲学与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基本观念作一比较。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看,现代物理学家以精密实验为基础所形成的时空观念、真空观念等问题与佛教哲学家通过沉思和顿悟所形成的对宇宙的认识两者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     

雪域佛光中的藏族美术

藏族美术作为藏族文化的主要部分,它自始至终与本土原始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联系在一起,究其实质而言,藏族美术的主流是藏传佛教美术,是将佛教的哲理内涵用美术的形式手段表达出来,借以抒发人生的愿望和理想.藏族美术以其独特的地域性,鲜明的民族性,神圣的宗教性,强大的包容性等特点,构成藏族美术自成体系的艺术风格,从一个侧面建构了中华民族美术尤其是佛教美术的文化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比丘尼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比丘尼诞生，当时出家为尼成为由子一种新的归宿。此时的比丘尼在政治、经济上享有许多特权，同时她们作为佛门弟子中的重要群体，对弘扬佛教外采文化、推动佛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坐标变换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利用坐标变换解决了两个不同坐标系之间的换算问题，使得在道路工程、建筑工程中的定位测量快速、简捷，并突破了放样，即：利用旋转后坐标系－－施工坐标系（Ｈ．Ｖ）进行施工放样。     

空门中的叛逆者——郑彩鸾和陈妙常形象比较

元代杂剧《竹坞听琴》和明代传奇《玉簪记》二剧的女主人公郑彩鸾和陈妙常两者身上蕴涵着极其相似的内质:身为尼姑或道姑,皆为爱情冲破封建理学和宗教的双重禁忌,成为敢作敢为的新女性形象,这使得其它爱情戏中的大家闺秀难以望其项背。但由于二女的生存背景、处世方式不同,因而其心路历程、性格特征等方面又存在诸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