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援精神

马援将军对于子侄们来说，是一个美其道，慎其行的严父良师。马援的“择君”思想是对国家的高度负责任的政治态度。它不仅为历代志士仁人所效仿，就是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马援一生中表现出的“老当益壮，马革裹尸”和公忠为国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论元杂剧中的王安石形象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在北宋高度中央集权和守内的政治结构下，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史书上记载的都是他丑恶的、执拗的形象特征，对他的评价也是毁大于誉。现存与王安石有关的元杂剧也是采用“褒苏贬王”的模式，其原因是复杂的。     

屈原奇幻思维中的神性反叛与人性回归

屈原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神话思维,具有浓烈的奇幻色彩。他将神话材料组织在自我的情感逻辑中,重新解释神话的内涵,用自我强大的情感力量驱使众神。但是,屈原所表现的神性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人性最终凌驾于神性之上。其核心关注的是对人性永恒价值的追求,二者的张力造就了屈原作品的悲剧性与崇高性。这点对于提高当下奇幻文学的"耐看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屈原的贵族精神

屈原人格的伟大来自于他的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血统、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自我的完全确认以及在这种确认下的坚定不移。无庸讳言，屈原的贵族出身对其贵族精神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南北文化合流的影响。屈原的贵族精神表现在他敢于赞美自己、强烈的自信自负和坚定不移三方面。     

方玉润的《诗经》接受——以《诗经原始》为例

从接受的角度审视方玉润对《诗经》的阅读,揭示《诗经原始》与姚际恒《诗经通论》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可以发现,方玉润的《诗经》接受具有完整系统的鉴赏阐释体系,重视情感特征和意境的把握,既推求诗之本意,同时又对《诗经》的艺术表现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分析,从而达到对作品的整体把握。其评点文字本身颇具文采,俨然是阅读《诗经》有所感悟的再创造。《诗经原始》在晚清具有集大成式的意义,对"五四"时期《诗经》文学面貌的重现有着重要的作用。     

论袁枚《子不语》的语言风格

阐述了袁枚《子不语》语言的基本风格：平实、简约、诙谐;分析了《子不语》中语言材料的运用方式和修辞特征在平实、简约、诙谐方面的具体表现;分析了《子不语》用语通俗平易、不事雕琢、简洁凝练、诙谐幽默的特点,认为其语言运用平实中见奇巧,言简而意赅,诙谐中见讥嘲揶揄,体现了作者较为高超的语言运用技巧,也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宋代湖州州学与胡瑗的教改实践

北宋中期以后曾大规模兴办地方学校 ,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各地学校办学是否成功 ,需要做具体的分析。湖州州学自建校后 ,一些地方官员为解决诸如办学经费等问题做了各种努力 ;教育家胡瑗为培养人才 ,在湖州州学对脱离实际的教学内容和陈旧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以上两个方面正是湖州州学在众多地方学校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浅谈元朝的斡脱钱

高利贷自我国封建社会建立初，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发展演变，到元朝随着“斡脱钱”的出现，高利贷被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其发展与盛行得到了与一般商业同等的合法地位，而且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业活动。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略论元杂剧的诗化情趣

从元杂剧文本内在构成看，无论是偏于抒情性还是偏于戏剧性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抒情效果，体现了一种以情为旨归的诗化情趣。这种优美“剧诗”的特征乃是元人观念中普遍存在的以曲为本位的倾向所决定的。由于秉承诗性传统，追求诗化情趣，形成了元杂剧独特的文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