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宋学与辨新局：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学旨趣解析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识宋学”以“识近代”的论学逻辑,对应的是“理学反动说”背后隐然预流的以“科学”返看“宋学”的主流认识。“识宋学”首在驳周敦颐“宋学”开山说,以此澄清“宋学”精神,去玄注实。其次破“道统”说,重流变,以集合内外的阳明“心学”为宋明理学的自身进化结果。在此脉络下,最终以上通于阳明《拔本塞源论》的黄宗羲晚年定论,体现“内圣外王,有体有用,举凡政治教育,道德才能,莫不一以贯之”的学术大境界,又能突破“理学”束缚,开出学术的新格局。寄托了钱穆的学术理想。     

钱学森——杰出的战略科学家

概括了作为战略科学家的钱学森的主要贡献,如参与擘划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推动中国技术科学建制化以及组织创建中国导弹与航天科技事业等。分析了钱学森成为战略科学家的主要原因,即钱学森成长于开放的社会环境;师从著名科学学派,成为杰出技术科学家;新中国将钱学森推向创建现代科技事业的第一线,使其能够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出色的政治修养让钱学森能够娴熟地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钱仲联论清诗(八)九六叟钱仲联题

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于国学无所不窥，从先秦至清末，淹博通达，其洋洋乎著述可证，而于清诗用力最勤，成就最著，宏论卓识，络绎揭表于几十年来自成系列的文章著作之中。钱先生授徒以清诗，并非一般性叙述，虽以作家为经，却颇注重学术问题的探讨，总是拈出一些学术要点，加以申说，有关清诗的一些主要学术问题，大略都触及到了，对他人的一些学术观点，时有纠驳辩说，这些都不是其他学术著作能包括的，以对清诗的熟稔宏通，钱先生讲述家数或问题，总是自然地在清诗乃至古典诗学的全局当中展开，连类旁征，纵横博论，绝不局限于一人一事的，此又非一般史著所能为。钱先生变注重对作品的举引评说，以其学问识力兼诗人的感悟经验，所举权威性地划出诸家成就之所在，当为治清诗者首重，而评点即使片言只语，亦是方家之见，弥足珍贵，要之，一代宗师对一代诗学的系统讲论，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文史意义，识者自会。     

钱三强和早期中国原子能科学

1946年夏 ,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和培训人员的计划 ,但该计划很快在美国的阻挠下搁浅了。 1 947年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给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写信 ,建议国家拨款 ,集中钱三强等专家学者 ,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同样无果。 1 948年 ,清华大学筹划发展原子能科学 ,钱三强提议由清华、北大和北平研究院联合设立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 ,然而该计划又在美国大使馆的干预下夭折了。 1 949年 3月 ,新中国尚未成立之时 ,中共中央即批准钱三强提出的有关购买原子能研究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的外汇要求 ,其“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 ,一举之中昭然天下 ,给人希望”。     

长江江苏河段嘶马弯道崩岸与护岸研究

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长江江苏河段把弯道来水来沙，河床边界组成，弯道横向环流情况下的水沙运动和河床演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嘶马弯道崩岸坍江的原因，特点和工程防护措施，对弯道的稳定性运用钱宁公式进行了计算分析研究。结合嘶马河段护岸工程实践，对丁坝，沉排，平顺抛石等护岸形式进行总结比较，探求最佳护岸类型，进一步对长江扬中河段特别是嘶马弯道作出系统的整治规则。     

钱钟书先生《诗经》的心理学阐释

本文从《诗经》的创作心理、接受心理、普通心理和研究特色等四个方面论析钱钟书对《诗经》心理学阐释的成就,说明钱钟书是先民心理绿洲的重要的开拓者。其研究对我们认识《诗经》的价值,对我们创作和鉴赏诗文都有一定的帮助。他的从文本出发和在坚守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借鉴外国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大化工——钱学森对我国化学工业发展的展望

钱学森指出部门分割、地方分割是阻碍我国化学工业发展的十分严重的问题,展望中国21世纪化学工业的发展,基于他博大精深的系统科学思想和丰富的系统工程实践,他提倡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提出了大化工思想并给予相关的实践以积极关注。大化工思想实际上是在化学工业领域进行大部制改革的探索,对探索我国化学工业未来的发展意义深远。     

简论吕思勉的历史考据成就

吕思勉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其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屈原与司马迁悲剧意识之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分别是战国末期楚国和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他们身上都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悲剧命运和他们对待悲剧命运的态度这两个方面。屈原的悲剧是乱世之悲。司马迁的悲剧是盛世之悲。两人的悲剧实质上都是源于个人人格与黑暗势力的冲突。面对悲剧命运,屈原选择了自沉汨罗,以死“殉道”;司马迁则选择了忍辱著书,用生“矢志”。他们都在“发愤”中发泄了自己的情感,并最终寻求到了各自的解脱。     

论明清相如文君戏中情与理的嬗变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是明清戏剧的重要题材。明初的相如文君戏虽有对私情的欣赏,但道德教化是其根本旨归;到明中叶以后,此戏则高举情之大纛,奏响了至情的强音;到清代,相如文君戏则寄予了作家的忠君报国梦,从而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归思想历程。通过梳理明清相如文君戏中情与理的嬗变,其间作家个人的思想倾向、襟怀抱负与时代社会潮流的关系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