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格、诗作论屈原对余光中的影响

余光中和屈原，一位是誉满中外的当代诗人，一位是流芳千古的文人骚客。虽身处不同的时代，二者却在诗歌创作上有着某种潜在的渊源。本文将对屈原和余光中在诗品、爱国恋乡情怀、诗歌的美学内涵等方面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屈原对余光中的影响。     

纷:悬空的修饰语——兼论屈赋的韵律节奏

屈赋中居于句首的修饰语"纷"在一定条件下,与其处在宾语位置上的名词中心语间隔出现,形成"纷……x+名词中心语"的悬空格局.悬空的条件是:修饰语"纷"的中心语在宾语位置上已经与一个修饰语x紧邻共现.悬空的原因是:(1)与修饰语x相比,"纷"同名词中心语的语义关系相对较远;(2)修饰语x已经与名词中心语在句中组合成一个标准音步,更外层的修饰语"纷"必须被安置在句首一端,才能保证诗行主体部分仍是标准音步构成的韵律节奏.悬空的作用:(1)诗行主体的双音节节奏,是对<诗经>确立的标准音步的重复和回应,以确认屈赋作为诗的性质.(2)安置在诗行之首的非标准音步,是屈赋的创造,它们形成了楚辞不同于<诗经>的错落悠扬之美.     

尤侗词曲观考释

尤侗所论“能为曲者方能为词”，宜将之放在历朝衍变的词曲观念的背景中考察。比照众多曲论家对词曲关系的探讨，尤侗之语可以有三个方面的阐释：曲难于词；曲胜于词；为曲正名。因此，尤侗之语不可作断章取义之解，其词曲之论表述较为全面，实则具有总结性和拓展性的意义，是有关曲学本体论的重要论说。     

<九歌>无对唱说

屈原《九歌》，近人多以为其中有对唱。《九歌》中到底哪些篇是对唱，哪些篇是独唱；哪些诗句是男唱，哪些诗句是女唱；哪些诗句是巫唱，哪些诗句是神唱；对唱是巫与神的对唱，还是神与神的对唱，抑或是主巫与群巫的对唱；各家都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定，纯粹“以意为之”，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事实上，《九歌》本是祭歌。祭歌中所反映的全部乐神活动，都是由巫师执司其事的。巫师在祭祀鬼神时、一身二任，既代表他(她)自己，又装神弄鬼．诡称鬼神已经附体，代表着鬼神。同样的，巫师所唱的祭歌，则时而以巫师的口吻唱，时而又以鬼神的口吻唱，但都出自巫师一人之口。作为祭歌的《九歌》，正是巫师的独唱或合唱(独唱者一人而兼神、巫两种角色)，而不是男与女、神与巫或主巫与群巫的对唱。     

历史剧《屈原》的浪漫诗剧品格

历史剧《屈原》是一部浪漫抒情诗剧杰作。它在结构上具有集中统一的特点,主要人物的戏剧动作（特别是内心动作）呈现出逐步深化、层层迭进的轨迹。屈原和婵娟等艺术形象带有浓厚的理想化、抒情化特征,特别是屈原形象,把中华民族的道德美和情操美发扬光大起来。＂失事求似＂创作原则的运用,对于诗意地表现屈原魂灵,＂发掘＂大波大澜时代的悲剧精神,颇有积极意义。作者擅于驰骋艺术想象,将历史背景、乡土民情等等幻化成鲜明的艺术形象,以诗的意趣和氛围营构出特定的戏剧情境。     

屈原奇幻思维中的神性反叛与人性回归

屈原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神话思维,具有浓烈的奇幻色彩。他将神话材料组织在自我的情感逻辑中,重新解释神话的内涵,用自我强大的情感力量驱使众神。但是,屈原所表现的神性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人性最终凌驾于神性之上。其核心关注的是对人性永恒价值的追求,二者的张力造就了屈原作品的悲剧性与崇高性。这点对于提高当下奇幻文学的"耐看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屈原的贵族精神

屈原人格的伟大来自于他的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血统、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自我的完全确认以及在这种确认下的坚定不移。无庸讳言，屈原的贵族出身对其贵族精神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南北文化合流的影响。屈原的贵族精神表现在他敢于赞美自己、强烈的自信自负和坚定不移三方面。     

试论瞿秋白对我党早期宣传事业的贡献

瞿秋白作为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分管、领导宣传理论、新闻出版工作，为党报党刊的创办与发展，为我党早期的宣传事业作出了巨大与杰出的贡献。     

先秦"动·之(其)·名"结构的重新考察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先秦“动·之(其)·名”结构作了重新考察,进一步论证了“之”可作领格,“其”可作宾格。认为在某种条件下,“其”也可等于“之”,“取类动词·其·名”和“取类动词·之·名”一样,属于等效双宾结构。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核心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瞿秋白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努力学习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为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和道路的探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拓性的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