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歌曲繁荣成因研究

歌曲体裁在中国近代所呈现的繁荣景象表现在：近代大部分作曲家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歌曲;近代的很多歌曲都可谓经典之作,且至今仍在传唱;近代的音乐活动以涉及歌曲创作和歌曲表演为主;近代歌曲体裁比古代歌曲体裁更为多样,其受众面也比古代更加广泛。这种繁荣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即中国人固有的音色审美观、填词审美观、线性审美观和他律审美观;直接原因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当时的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都需要歌曲体裁作为其有力的宣传工具。可见,中国近代歌曲的繁荣是历史的积淀和时代潮流碰撞的必然结果。     

从《诗经·郑风》看构建和谐郑国的四个要素

抛开经学家和道德家的解诗路径,从文学审美的视角,以《诗经》中《郑风》的21首诗为原始依据,具体分析了构建和谐郑国的四个要素,依次是：国君的贤明和礼贤下士,臣子的正直、善良、勇敢、责任心,军人的矫健和年轻人的刚勇和乐观精神,家庭的幸福和爱情的自由。这些诗歌留给后人的是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思考。在西周家国同构的政治体系下,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自由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是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国家的基石。     

“托辞”：方玉润的诗学修辞论

清代滇籍学者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在中国传统《诗经》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清代《诗经》文学读解的扛鼎之作。方氏解《诗经》的诸多精到之处,论者已多有论及;唯其所标举的＂托辞＂却鲜有人注意到,而＂托辞＂正是其＂原诗人之始意＂的重要方法,也是其判定＂诗＂与＂史＂之分界及拓展诗之＂言外意＂的重要手段。当然,＂托辞＂的泛化也是方氏诗学不可回避的缺陷。     

古籍《诗经》中的鱼类古汉名考证

生物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拯救古文化,《诗经》是我国先秦文化的精品,其中记载的鱼类有14种,多数种类古今称谓不同.本文运用现代动物学和训诂学的方法对其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沟通了古今,沟通了中外.     

《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

《诗经》文本作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经历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释读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阐释学命题。《诗经》经典的形成与耗散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传统《诗经》学致力于《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则对《诗经》进行了去经典化的颠覆解读。所以古史辨奠定了现代《诗经》阐释的范式。《诗经》不再是僵化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的表征,而成为活的文学典范。     

《诗经·周颂》中的"文德"考释

关于<诗经·周颂》中的"文王之德"即"文德",历代论家都注释为"仁义礼乐"的政教或个人才德,本文经多方考证,成于周初作品《诗经·周颂》中的"文德"意义并非指"仁义礼乐"的政教或个人才德,而是指文王的武功征讨战略。     

《诗经·唐风·葛生》诗旨辨析——兼论悼亡诗的相关问题

关于《唐风·葛生》的主旨,历来主要有四类观点:《毛诗序》以为刺晋献公;郑玄不指实于晋献公,而以为是丈夫久役丧亡,妻子居家独思的一首诗;严粲提出悼亡的观点,今人多认可;还有人认为是闺怨诗。比较众说,"刺晋献公"与"闺怨"的说法,或附会、或臆测,较难服人。通过解读文本,分析诗歌的内容与结构,可知《葛生》是妻子悼念亡夫的一首诗。诗用对比、递进、并列等手法,表达了独居女子愿百年之后与丈夫同归共穴的强烈愿望,体现了"《唐风》之厚"的美好品格。其伤存悼殁最哀,对后世悼亡诗深有影响,堪称悼亡诗之祖。     

《汉书》引《诗》考

班固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身在经学时代的他,所撰著的《汉书》中大量征引五经文字,其中对《诗经》的征引亦不在少,《纪》《表》《志》《传》都有征引。征引范围涉及风、雅、颂,其中以雅诗为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班固正统的思想。《汉书》所引之《诗》固是汉代版本,将其与今流行本勘比,自有其文献学价值。     

基于九点五态控制器的炉温控制

介绍了一种新型的控制器，即九点控制器的控制策略及其派生的九点五态控制器的基本原理，以此为基础对电加热炉的温度控制进行了仿真研究，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     

《诗经》中的爱情观刍议

《诗经》中的不少爱情诗是上古男女恋爱婚姻的真实写照,从恋人们或甜蜜或痛苦的爱情经历可以看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之前人们的爱情观念。由于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男女双方的恋爱受的限制和束缚较小,男女双方在恋爱中的地位相对平等,青年男女在恋爱婚姻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态度;由于礼制的确立和一夫一妻观念的形成又使他们的爱情观表现出精诚专一的严肃态度。从这些爱情观可以感受当时社会的一些礼俗和它对后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