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废礼,商不忘儒”——对明代休宁商山吴氏宗族的解读

休宁商山吴氏自北宋迁居商山以来,世久族繁,逐渐成为当地的望族.自宋至明这一时期不仅有名震朝野的官宦,也有富甲一方的巨商.虽历经世事沉浮,但其始终恪守“富不废礼,商不忘儒”的传统,世代重视儒学,在经商中秉持仁义、诚信的传统美德,并将其内化为族人的行为规范.     

大理国科举制度钩沉

大理国时期,儒家学说在境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诵读儒学经典已蔚然成风,文学创作繁荣,已有个人作品专集出现。大理国也实行开科取士制度,其科举制度既有与内地相同之处,又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儒释道三教合一,是大理国科举制度的一个特点。     

“仁爱”与“兼爱”的分立相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先秦时期,儒墨两大显学针对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都开出治世良方,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并以之为中心构建自己庞大的思想体系,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二者并非决然对立,而是互相通达的。今天对＂仁爱＂和＂兼爱＂思想的比较认识,将对我们修身待人、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启示。     

评新儒学“第四次浪潮”

进入21世纪以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势头可谓之儒学的"第四次浪潮".儒家思想两千多年来大起大落、人们对其经典产生了多种解读模式;20世纪前期所谓的儒学"第三次浪潮"与"第四次浪潮"的根本区别,即在于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上.为使儒学能够顺应时代、有效回应文化挑战和进行开放性对话与创新,应当超越专断的解构,还原儒学的真实语义,以此匡正盲点和误区.     

凝重的沉思 终极的关怀 --《金瓶梅》忧患意识的内涵解读

《金瓶梅》是一部洋溢着忧患意识的作品，其忧患意识的主要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晚明统治的忧患，对现实世风的忧患，对传统儒家文化遭受宗教冲击的忧患。透过这份凝重的沉思，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淑人拯世的强烈责任感。     

"子路问津"于方城考

依据《左传》、《史记》、《尸子》等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发现,《论语·微子》所载"子路问津"处,在今河南省南阳方城县境内独树镇与杨楼乡交界处的杨武岗、上曹屯自然村一带砚水东流处.     

道德法律化的悲剧--儒学的历史命运批判

中国近代社会的堕落以及现代社会的道德滑坡并不是源于人们对中国传统化的遗弃。相反，铸就中国历史悲剧的，正是中国历史上专制政治为儒学确立的高贵的历史命运。千百年来，儒学作为道德的规范获得了以暴力为后盾的法律地位并成为维护专政的工具，最终年致了反人性后果——中国人格的奴性化，中国要想获得光荣的历史命运，造就高贵的人格，只有让儒学退回到人们考古的范围，而不应当让它成为人们的精神圣火。     

以德治国与儒家伦理的命运

以德治国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 ,这种新型德治就是要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中 ,儒家伦理成为今日新道德建设批判继承的宝贵思想资源 ,儒家伦理的精华应该回采和重铸     

儒学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

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许多学术流派或学术思潮，以此为标志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儒学发展的每一段落，甚至包括其分化和遭到叛逆的段落，均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或推动，导致其时古代文学思潮、热潮或特定创作倾向的产生。这种情况可大致归纳为：孟、荀尚气劝学与宏辩文学思潮；两汉经学与大赋高潮；魏晋玄学与文学尚简嗜奇热潮；两宋理学与文学尚理倾向；明代理学发展与文学思潮的演变，具体为阳明心学与小说浪漫化思潮、泰州学派与小说世俗化倾向；乾嘉学风与小说炫耀才学热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两个系统，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这种特定联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理论蕴涵。     

中庸之道与经典诠释——朱熹经典诠释思想述略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之一。由方法论层面观之,中庸思想给人的启示是既强调对"道"的固执,又强调"权变"而"时中"。这种思想成为朱熹诠释经典,构建理学的根本指导原则。朱熹的经典诠释活动体现了追求圣人"当来立言本意"和诠释者"自得言外之意"的统一。与这种追求相适应,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是融汉、宋于一炉,既重训诂考据,又重义理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