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文化内涵——兼论汉末政治和战争中对文化意识的利用

汉末三国之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了不少优势,为他统一北方赢得了不少机会和时间。但一直以来,人们对此多从政治角度予以解释,以为曹操＂挟天子＂取得的只是政治上的优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质上是曹操对其时儒家文化意识的正确运用,这一举措深蕴文化内涵,而曹操正以此形成了有利于自身强大的舆论和伦理道德优势。这种舆论和伦理道德优势在两汉以来所造就的社会环境里又因战争适时转化成了政治优势,从而使＂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以政治面目出现。事实上,如果脱离了其时的文化意识环境,＂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从“曹振镛现象”透视封建政治文化特征

历史上对于晚清颇受道光皇帝重用的汉人大臣曹振镛历来批评较多,甚至认为他是＂庸官＂的代表,对晚清腐败的官场习气应负重要责任。研究认为曹氏为官之道中有消极成分,然在封建社会有其适用性,把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腐败的官场习气简单的归罪于曹振镛个人有失公允。应该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儒家传统文化出发,以探求＂曹振镛现象＂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     

《红楼梦》“草蛇灰线”之隐笔探微

＂草蛇灰线＂是中国小说艺术中一个独特的创造,经由曹雪芹的意匠经营,将之发挥到一个超迈往古的神奇境地。结合《红楼梦》评点史料,梳理＂草蛇灰线＂在书中的作用,可将《红楼梦》之＂草蛇灰线＂分为隐线、隐喻、隐设三种。     

草明作品中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关系的转换

以草明20世纪30年代的短篇小说和四部代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草明作品中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关系。认为草明的早期作品呈现出女性话语对主流话语的寻找,从进城的农村女儿的视角描写她们物质的贫穷和对生存出路的寻求;后期作品呈现出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的重合,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塑造符合主流期待的社会主义新女性。两种话语关系的转换是时代潮流和草明个人选择的结果,尽管女性话语和个人视角的匮乏使草明的作品在新时期遇冷,但终生为工人阶级写作成就了草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地位。     

曹丕才非“去植千里”

对于曹丕、曹植兄弟文学成就的评价,论者较普遍的观点是抑丕扬植,认为曹丕文才“去植千里“。笔者辩证地对曹丕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考察,认为在文学上,尤其在文学理论方面,曹丕比曹植走得更远,更富开创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论曹禺四大悲剧中象征性意象的流变与整合简

以“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为代表的象征性戏剧意象的构思和创造，使得曹禺的四大悲剧在传达深刻理性精神（暴露性与批判性）的同时，又融含着一种超现实的、形而上的追问，即：对于“命运”的体认与思索。     

青眼聊因美酒横 燕市悲歌酒易醺——阮籍和曹雪芹的“醉态人生”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中国文人总是与酒有着难舍的情缘，而生活于动乱魏晋的阮籍和专制清朝的曹雪芹，他们的一生也多是与酒为伴，酒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效用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差异，既影响到了他们的立身处世，更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折射出了不同的心迹。     

三槐堂遗址考证

三槐堂是宋朝真宗宰相王旦的府邸，著名的宋朝相府。而且三槐堂被宋人称为“惟德之符”，具有光辉的道德内涵。史书记载，三槐堂在开封的仁和门外。但是宋代的仁和门即今开封市宋门，明清时期的仁和门即今开封市曹门。记载王旦府邸三槐堂情况的文献皆是明清时期的，宋朝人当然不会把宰相王旦的府邸当做文物点对待的。那么三槐堂遗址的方位和所在地点当以明清文献记载为准，就是说，王旦的府邸三槐堂遗址在今开封市曹门外。     

“孔氏之门如用诗”义辩

在《诗品》中,钟嵘的一个＂孔氏之门如用诗＂之喻,令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的学者为之却步,有少数研究者尝试作出解释,却终不得要领。笔者以此为切入点进行探索,首先针对个别学者对＂孔氏之门如用诗＂之喻的合理性提出的质疑,进行了多重辩驳。在对三种不合钟氏原意的理解作了逐一剖析之后,笔者以一种不同于前人的视角,对＂孔氏之门＂和＂用诗＂作了探究,最终提出了可行的解读方式。     

高贵与凄美——论《草房子》的美学风格

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在谋篇布局、情节设置、人物塑造和语词锤炼等方面,都着力营造一种意境和气氛。其对情调美感和诗意化的追求与中国传统雅致、雅趣、雅兴的艺术品味是一脉相承的。它表现的是一种深蕴的、无声的,却又震撼人心的日常命运悲剧和心灵悲剧,吻合传统的蕴藉、敦厚、含蓄的美学风韵;它善于呈现复杂微妙、丰富优美的人性与人情,强调小说的道德感化作用。这种对古典美学的坚守,在现代、后现代语境以及一味追求思想深刻的文学单维度格局中,显得如此清新、高贵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