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论范式问题再反思

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中,“新生命”派、“新思潮”派和“新动力”派大都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各种社会经济层次驳杂混合的格局,商业资本与封建势力之间的对立统一,也是各派的共识。论战诸派均试图以“社会形态说”诠释中国历史,以求达成对“历史整体”的把握,唯物史观从此具有了历史学的“范式”意义。在围绕《红楼梦》时代背景所展开的讨论中,学者们大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滞作用与一定程度上的让步同时并存,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市民群体虽有一定的反抗性和独立性,但更多是一种脆弱性和依附性。后来走出“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吴承明和傅衣凌,在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化理论、结构主义理论解释明清社会时,仍然将生产方式理论融入新的解释;并在传统与现代的多元互动、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等理论框架中,重新解释了“资本主义萌芽”论所面对的那些历史事实。“从社会性质出发”的唯物史观,完全可以由此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藩篱,立足于中国历史,做出具有文明互鉴意义的历史动力学解释,形成典范性研究成果,从而彰显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式意义。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几次科技革命后,其社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引发其阶级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呈现新特点,出现稳定而又数量巨大的中间阶层,资产阶级的构成也日益复杂,我们应正确面对和认识这些变化。     

简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偶然性”——以《资本论》有关卷篇章为视角

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问题上,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由”神”或”上帝”创造和安排的,是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必然的、完全合理的、永恒的;另一派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人类经济社会自然演化的结果,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也受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它既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也充满了不合理性,而且迟早要被历史所淘汰。前一派观点属于宗教唯心主义,在那里,     

中产者的美好生活

在巴尔扎克笔下,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暴发户们的嘴脸相当丑恶,连这些“暴发户”自己也急于摆脱这一并不光彩的形象。     

我们为何无法从国企分利？

行政化力量已然独霸市场对制度资源的垄断必然导致市场被垄断,这种社会结构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最近,邻国蒙古开始国企分红,而且是向全体公民分红。蒙古国政府决定,将战略大矿塔温陶勒盖煤矿的股份,分红给近280万本国公民,每人分得536股股票红利。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占领华尔街：资本主义的困惑？

10月6日,正当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向首都华盛顿扩展、并且有人声称要把事态引向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时候,这些美国的抗议者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一个城市,他们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同情,他们的行动被称作“美国人民伟大的华尔街革命”。     

“经济与社会”栏目主持人导言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能够趋同吗——评辛子陵关于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一个观点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社会制度,本质上是对立的,不可能趋同。西方国家正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两种社会制度的趋同是一种幻想。从认识角度看,趋同论的主要错误是,把运行机制的某些共性和经济贸易来往的密切化当作基本制度的趋同。民主社会主义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两种社会制度趋同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有着原则区别。     

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相似性之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研究马克思与韦伯两者在有关资本主义、劳动以及人类命运问题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在此三个方面论述上的共同点,这为我们批驳那些认为他们之间只存在对立、差异的传统认识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进一步探讨他们学术上的相似性和共同的人文关怀精神提供一定的借鉴。     

经济危机背后的危机

眼前这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后面是否还有更大的危机？以往，对于源于西方的经济危机的本质在经济学理论上作如此阐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即生产的商品相对于劳动人民的有效需求来说是过剩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