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与《梦溪笔谈》

沈括，生于公元1031年，为官多年。他晚年居住在润州(今镇江市)的梦溪园，专门从事著述，为后人留下了一部30卷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     

朱熹文学研究之三大著述

《诗集传》、《韩文考异》、《楚辞集注》是朱熹一生进行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早期的《诗经》研究深化了他的文学观念，晚年的《韩文考异》用文学规律于校勘考证之中，绝笔修《楚辞》则找到了一条文道融合的自由之路。     

明清时期芜湖的藏书与著述

明清时期芜湖藏书刻书比较活跃。考察明清时期芜湖三县藏书与著述的概况、形成著述目录、探究藏书活动与散佚原因,对于地方文化建设具有特殊意义。     

《碎琴楼》作者何诹考评

何诹是清末民初享誉文坛的三位文言文小说大师之一,其代表作《碎琴楼》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何诹的生平事迹鲜为人知,对其作品研究也还是空白.本文述评了:一、何诹的家世和生平;二、何诹的主要著述;三、何诹的高尚人格.并期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赋到沧桑句便工——中国古代“发愤著述”文学的发展与品鉴

作家在遭遇困厄或精神压抑不得伸展时,常会借著书立说、吟咏词章来抒志遣怀,从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常见的文学创作现象——“发愤著述”。这种创作是理想与现实碰撞、理智与情感交锋的精神文化产物,表面看是作家发愤后的情绪宣泄,而其本质都是沿着“艺术触发”开始的文学创作过程,是一种带着痛苦的艺术收获。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刘勰的“蓄愤”说、钟嵘的“怨愤”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李贽的“发愤之所作”说等,都可被称为“发愤著述”文学观。关于“发愤著述”文学创作的核心论题,可集中归结于“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的文学观和“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创作论,它们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印证了“发愤著述”易于写就伟大、优秀的作品的创作规律。     

杨丕复:朱熹礼学思想的践行者——杨氏《仪礼经传通解》浅析

宋代朱熹及其弟子黄榦等人的礼学研究,通过调整礼经文本的篇章结构次序,按照一种以类相从的原则,对历代儒家典籍中有关礼制文化的篇章进行了一次新的纂辑与重构实践,达成了一种对礼经的新诠释,进而建构了一种新的礼学思想体系。受其影响,清代前期和中期出现了一股效仿朱氏、黄榦《仪礼经传通解》《通解续》的著述之风,湖南武陵学者杨丕复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杨氏的同名之作《仪礼经传通解》虽然在著书体例上颇多效仿之处,但却具有宏富的治学视野,同时在礼文纂辑重构的处置方式、礼文注释的处置方式、礼器制度的诠释视角等多方面具有独到的治学特色。     

沈彤《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乾时期"兼采汉宋"学风的礼学思潮下,吴江沈彤顺应和张扬这一治学风尚,研治《仪礼》并不宗主汉、唐、宋、元众多学者一家之说,而是善于运用考据手段,从郑《注》、贾《疏》、敖氏《集说》等各家训释分歧捕捉入手,剖析前贤各自立说的是非得失,进而形成可信的训释见解。《仪礼小疏》著述体例并不整齐划一,加之考据中偶有"过于推求,转致疏舛"之弊,并没有淹没沈氏在《仪礼》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它开启了乾嘉时期汉学考据派学者注重小学考据的研究学风,揭开了乾嘉时期《仪礼》今古文校勘和注疏类校勘考证的先河,对之后的《仪礼》诠释与校勘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水西庄著述所见清代佚词考论

清代雍乾之际,天津水西庄以蓄养文人、嘉惠士林而名闻天下。宾主组织诗会活动时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其中不少词作未被《全清词》收录,阿金、高云、刘文煊、陈镳、余尚炳、刘光绪、余懋樯、傅念曾、查祖香、戴王峄、查绮文、查蔚起、查容端等人亦为《全清词》失收的词人。从这些佚词中,也可见出当年水西庄文事活动的空前盛况,以及朋友交往与文学创作的繁荣情状。     

元代静修文人集团作家与集部著述考

活跃于元代冀中南地区的静修文人集团,成就突出,影响深远.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前提,以人文地理学为视阈,从宏观角度对静修文人集团存在时间与活动地域进行界定,考察、分析静修文人集团主要成员、发展阶段,考述其集部著述及其版本源流,以期有裨益于静修文人集团文学与文献的研究.     

论儒家思想对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出了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刻洞察与领悟。本文拟从《史记》中所折射出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和义利观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儒家思想对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影响,从而拓宽对《史记》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