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言情小说的现代性——以《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为例

民国言情小说是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反映，是社会现代化的实证文本。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表现对现代爱情和婚姻自由的追求；以平民的视角展示生活世相；走向现代的小说艺术形式探索。     

历史与现实的承接——评《现代性视阈下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研究》

在当今的中外思想文化领域，现代性都是一个热门话题或学术关键词。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今时代条件下，任何话题或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和“现代性”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或牵扯。“现代性”与宗教问题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基督）宗教促成了“现代性”的生成（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我国这样一个多种宗教并存而且正在发生“现代性”的国家，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民国教材 影射现世教育之痛

近日,民国语文教材忽然走红。据报道称: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上市没多久就卖断了货,连出版社都没货。与此同时,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还包括《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和《商务国语教科书》)也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一本79年前的小学语文教材,在70多年后成为畅销书,随着持续的缺货,上演了一出洛阳纸贵的传奇。     

莽镜考

民国二十二年,春余攷古陕西之宝鸡,有友得二新出土之镜示余,见其为历来箸家未录,诚为珍晶及夏余返北平,友拓一纸,相赠民国二十发年余又出城固赴西安任教政治学院友朋相传,谓二十八年岐山出土大批铜器,询余曾见     

武汉城市品牌营销要打好“民国之城”、“学府之都”两张牌

就全国范围来说，很多城市大搞品牌战略城市定位，如佛山——陶瓷之都，顺德——家电王国，大连——软件之都，虎门——服装之都，西安——文化古都，洛阳——牡丹花城、千年帝都，深圳——活力之城等等。但是纵观国内却鲜有大力发展教育产业而打造学府之都的城市。那么作为武汉来说，除了洋务运动以及民国的缔造、文化教育，好像搞其他什么之都，或者什么之城万万是不可能了，所以将武汉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定位于主要以旅游著称的“民国之城”和发展教育文化产业的“学府之都”应该是绝好的选择。     

雅德礼的民国密码战

赫伯特·雅德礼被称为“美国密码破译之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开启和奠基了美国的密码破译工作，1938年被戴笠聘请到陪都重庆，创建“中国密室”，培养中国学员，可谓抗战中国秘密战线上的第一外援。这位第一外援还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王牌人物，美国畅销书作者，曾出版《美国密室》。     

提高民办高等职业院校竞争能力的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80年代初,一批地方职业大学的建立,标志着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出现了相对独立的高等职业教育系统,但那时的职业大学以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培养应用性人才为主要特点,改革的重点侧重于体制的探索;90年代初,职业大学按高等专科学校规范办学,将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明确界定为培养高级技能性人才即操作性人才,这就把原先的职业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排除在高等职业教育之外;90年代中期,通过“三改一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到90年代末,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大批建立职业技术学院,     

拯救中医

五千年文化薰陶下的中医,在近现代两次西方思潮的冲击之下摇摇欲坠。早在清朝末期民国初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游学之士就掀起了第一次废黜中医的热潮,是为中西医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近几年来,西医在中国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而中医阵地一再萎缩,甚至变成了鸡肋,废除中医之声日渐势隆。在这场争论的背后,亦不乏有识之士,为挽救中医五千年的命脉做着切实的行动,他们或从学术上回击,或从科学上证明,或从市场上拓展,或从民族大义上捍卫。为什么要拯救中医?谁来拯救中医?在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回溯到中医身上发生的一切时,欣喜的发现,在这一场近乎全民的争论和反思的热潮中,中医的形象日益清晰,而发展前景也逐渐明朗。而亚洲的日本、韩国,欧美的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已经把中医拿过去研究了,日本已经以中医经典书籍《伤寒杂病论》为基础申请了多项专利,韩国更是在谋求将中医变为韩医进行世界遗产申报——中医已成为世界性的话题。     

试论民国时期俄属中亚难民迁入新疆事件

新疆与俄国接壤边境达数千公里,民国时期,俄国中亚地区的动乱导致1916年的哈萨克族难民逃入新疆事件.就其变乱起因,难民逃难惨状,及新省当局处置难民办法试加论述.     

马一浮的般若会及其“知性佛学”取向

民国之初,除嘉兴范古农外,浙江佛教居士中对佛学深造有得且影响甚大者,当推寓居杭州的一代儒学宗师马一浮(1883-1967).马一浮不仅于1914年组织了"般若会"这一浙江最早的学佛同好组织,而且还与杭州禅僧密切交往,形成了对中国佛学的独特理解.马一浮的"知性化"学佛取向,透过《大乘起信论》等中国化佛典,关注禅宗、华严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的义理析取,设法融入其儒家经学义旨的探求.这一取向,因其过于学理化及个体化,限制了马一浮对佛教实践修持的理解,最终导致他复归于儒家学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