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华:塑造测控技术自主品牌

一提起LABVIEW,人们马上会想起NI(NATIONAL INSTRUMENTS,美国国家仪器公司)。LABVIEW是NI公司的标志性产品。NI通过自己开发的LABVIEW 系列软件和相关的板卡,向全世界推广它“基于计算机的仪器技术”的概念和解决方案。这个挑战传统仪器技术的虚拟仪器技术自1995年被引入中国,经过十几年的推广应用,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了与传统仪器一分天下的巩固位置。虚拟仪器技术在中国能有这样突出的发展速度,除了NI公司     

中外物理学精品书系

国家出版基金于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是我国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之后的第三大国家重大常设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的性质是用国家基金形式引领公益性出版事业,资助对象主要是对推动社会主义先进     

中外物理学精品书系

国家出版基金于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是我国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之后的第三大国家重大常设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的性质是用国家基金形式引领公益性出版事业,资助对象主要是对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促进政治、经济、文化、     

1931 年6 月：劳伦斯与第一部回旋加速器

20 世纪20 年代,美国转型成为一个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社会,而这也是个人成就辉煌的时代,在科学界,因一位27 岁加州伯克利大学物理教授的努力,开启了现代多领域国家实验室的世纪。     

国家类型学说在近代东亚的传播与重构

国家类型学说源于欧美,是关于如何系统地区分和比较不同国家形式的学问,19世纪中叶以降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输入东亚文明圈。相较于中国的进程缓慢和规模有限,明治日本迅速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的以辨析国体政体关系为主旨的国家类型知识体系。国体政体是否有别、如何区分的争论,虽直接导源于西方的国家形式、政府形式异同问题,但根本症结在于日本以天皇总揽统治权之“体”行立宪政治之“用”后面临君权与民权的纠缠。清季朝野各方从日本引进各类国体政体理论探索改制问题,同样因君权、民权取向的互歧而衍生出彼此互异的国体政体观念。辛亥革命后,因缘君权时代的结束和民主共和的兴起,日本的国体政体学说在中国日趋失去活力,而民初议会政治的破产和主权所有者“民”背后阶级问题的出现,预示着新兴革命力量必须提出真正符合中国新的政治形势和需求的国家类型理论。     

马克思和阿伦特论“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指向明确的问题,但“犹太人问题”在历史上却始终是一个问题。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马克思从19世纪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实出发,对鲍威尔宗教的与世俗化的解决方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进而得出解决犹太人问题必须在全人类解放的大背景下才能实现。通过将宗教问题还原为政治问题,将政治问题还原为市民社会对金钱的追求,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摆脱了资本的羁绊后,犹太人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解决方式”。而阿伦特则从对极权主义统治的反思,及构建一种“犹太家园”的可能方式出发,得出了一种基于“委员会制度”的“共和主义的解决方式”。在阿伦特看来,这种制度不仅是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替代民族−国家和纳粹极权主义的政治形式的可能性,体现出一种新型政治哲学的内在希望。     

国家治理的家户逻辑：基于田野政治学的分析进路

家户是中国社会的细胞,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从历史上看,家户单元以独立的个体家庭的产生为基础,并经由“编户齐民”制度而成熟定型。与其他治理单元不同,家户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并从中汲取动能与活力。家户自主性是基于家户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内在能动性,包括意识自主性、目标自主性和行动自主性。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特征,不是对家户单元的控制与形塑,而是对家户自主性的认同与调适。家户自主性的产生,主要源于家户单元的自组织特性,包括联结方式的血缘性、个体需求的内生性、组织形态的灵活性以及国家权力的外在性。从历史上看,正是家户单元的自主性治理,为“集家为国”的中国国家治理提供了动力,其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也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进入近代以后,家户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功能不断弱化甚至一度被取代,但其内在价值并未因此消解,反而在改革实践中展现独特魅力与光芒。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家户单元及其蕴含的自主性价值,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     

“工作组”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工作组”作为一个广泛出现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的重要现象和运作机制,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表明,“工作组”总是围绕党中央的中心任务,在不断常规化的权力运作中,提升“政党−国家”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工作组”模式能够在实践层面联结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在理论层面回应有关国家治理能力的讨论,从而以一种治理模式形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郡县制国家现代化：中央政府如何扩大公共事务治理职能

郡县制国家的传统职能是“管人”,但是在当代,为了适应现代世界,需要加强和完善“管事”的职能。然而,加强“管事”的职能遇到的一大障碍,是“管事”与“管人”通常难以分开,带来管事与管人的冲突。在全国性公共事务上,面对管事与管人的冲突,郡县制国家的一种改革方向,即建立中央统一管理与地方属地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既扩大中央政府的治理职能,同时又发挥纵向约束机制的作用,从而能改善全国性公共事务治理。此种中央统一管理与地方属地管理相结合的体制,通常不是中央政府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改革过程中,经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策略性互动过程,逐渐建立起来的。因此,郡县制国家蕴含着一种潜力,即在公共事务治理上,包括地方公共事务和全国性公共事务,可以引入和发挥“纵向约束机制”的作用,使得国家既保持“管人”的基本体制不变,又能提高治理能力。     

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

在全球治理危机频现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回归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走势的担忧。本轮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逻辑是：此前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度发展导致国家功能隐退;而当全球治理状况恶化时,国家的重要性再度凸现,成为各国社会谋求自我体系安全的唯一“阀门”,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思潮亦大行其道。从中期看,未来的全球体系重建过程将充满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理性的持续角力,国家与市场的作用都将在“拉锯战”相互影响与重塑。从远期看,新型全球化将是国家与市场关系再平衡的产物,国家仍是兼具服务本民族发展及其外部性的主要工具。国家处理内外发展与治理多重挑战的“灵活度”即为评判其核心竞争力的最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