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国家现代化：中央政府如何扩大公共事务治理职能

郡县制国家的传统职能是“管人”,但是在当代,为了适应现代世界,需要加强和完善“管事”的职能。然而,加强“管事”的职能遇到的一大障碍,是“管事”与“管人”通常难以分开,带来管事与管人的冲突。在全国性公共事务上,面对管事与管人的冲突,郡县制国家的一种改革方向,即建立中央统一管理与地方属地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既扩大中央政府的治理职能,同时又发挥纵向约束机制的作用,从而能改善全国性公共事务治理。此种中央统一管理与地方属地管理相结合的体制,通常不是中央政府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改革过程中,经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策略性互动过程,逐渐建立起来的。因此,郡县制国家蕴含着一种潜力,即在公共事务治理上,包括地方公共事务和全国性公共事务,可以引入和发挥“纵向约束机制”的作用,使得国家既保持“管人”的基本体制不变,又能提高治理能力。     

口述史作为社区研究的方法

口述史在社会学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通过口述记忆研究个人在大叙事中的生命沉浮,更在于它提供了深挖人的精神世界的社会性的方法。其主要研究对象,可称之为记忆社区的问题。记忆社区至少包括三个维度：地点、时间和人物。它以个人的口述为起点,基于人的生命实践,富含主体性和情感性特征,但其勾勒出的是一个囫囵的整体,有极强的社会性特征,蕴含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口述记忆中的文化是一种经由个体化实践而感悟出的文化感,家庭中的“义务感”是它的一个典型形式,其表现为社会力的方式,成为黏合社区的重要机制。记忆社区本质上是人和物的混融,它呈现的社区形象是一个有机整体。口述史能够作为社区研究方法,不仅在于它呈现了独特的记忆社区,还在于指明了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机制,这便是从人心的角度,揭示了人之安所遂生的社区力量。记忆社区概念提醒我们,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社区文化和社会底蕴是值得探究和善用的凝聚社区的相对稳固的机制。     

汉语言说者如何切入当代西方知识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与儒家“正名论”的混合视角

肇始于“盖蒂尔问题”的当代西方的知识论研究与近代西方的认识论研究不同：前者更聚焦于知识证成之规范性维度,后者更聚焦于知识构成的事实性维度。除了专业的分析哲学专家之外,汉语哲学界对于现代西方知识论（而不是近代西方认识论）的接受度并不高。这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基于英语思维的西方研究者对于“知识”“信念”“证成”等核心概念的理解方式与基于汉语思维的中国读者的理解方式有所不同。不过,我们也不能由此忽略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的两面性：一方面,现代西方知识论的很多典型话题的设置与展开方式的确是受到了“二战”后英语文化的特殊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知识论学者对于信念证成的规范性状态的探究,对于各种非西方文明的合理性对话框架的构建依然具有一定的辐射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的知识论研究者就需要两个中介性步骤,以便将西方知识论的话题设置方式与研究方式中过分偏向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予以过滤：第一,通过人工智能对于信念证成过程的机器复验,来反过来检测西方知识论理论的某些“伪普遍性”（特别是通过对于“框架问题”的揭露来体现西方命题逻辑在处理语义相关性方面所暴露出来的无能）;第二,通过对于以“正名论”为代表的汉语证成方式（以及在其背后起作用的基于词项之基本性的信息加工过程）的现代化重构,为一种能够兼容中西思维并能够为机器复演的可能性敞开自身的新知识论打下基础。这样,我们才能有希望将目前英语世界中流行的知识论研究,真正改造为具有“世界哲学”气息的知识论研究。     

尊严与必然性：康德伦理思想的伍德式阐释

在伍德看来,奠基于人性尊严之上的道德自律和目的王国乃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要义,是联结康德道德法则诸公式的枢纽,也是阐明康德整个实践哲学体系的根本价值前提。尽管存在一些疑难之处,但是伍德的创造性解读为从社会政治、自然历史以及情感欲求等实践人类学视角理解康德伦理学拓展了思想空间,这一阐释模式不仅区别于罗尔斯式的建构主义进路,更在反思批判种种误读与诘难中捍卫康德的启蒙精神和共同体理想。     

掠夺与归还：西方争议性遗产的伦理困境

殖民地文物归还事件引发的争议揭示了去殖民化进程的困境。“归还”被期待生成新的关系伦理,但其认知与行动都基于以所有权为核心的物权伦理,未能关照殖民主义文物占有的神话学经验,遮蔽了物伦理的政治性与异质性;而将物权伦理作为“普世伦理”正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结果。维护物权伦理的物的知识巩固了对文物的祛魅与分裂,使文物即便归还,也仍需“神圣”博物馆赋能,有悖于“恢复原状”的假设。以物为主体/物质化的伦理考察有助于突破物权伦理的普世意识,建立起对普遍困境的反身性思考。作为争议性文化遗产的殖民地文物及其归还事件应作为生产性的实践,激发去殖民化的知识反思。     

“资本主义萌芽”论范式问题再反思

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中,“新生命”派、“新思潮”派和“新动力”派大都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各种社会经济层次驳杂混合的格局,商业资本与封建势力之间的对立统一,也是各派的共识。论战诸派均试图以“社会形态说”诠释中国历史,以求达成对“历史整体”的把握,唯物史观从此具有了历史学的“范式”意义。在围绕《红楼梦》时代背景所展开的讨论中,学者们大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滞作用与一定程度上的让步同时并存,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市民群体虽有一定的反抗性和独立性,但更多是一种脆弱性和依附性。后来走出“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吴承明和傅衣凌,在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化理论、结构主义理论解释明清社会时,仍然将生产方式理论融入新的解释;并在传统与现代的多元互动、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等理论框架中,重新解释了“资本主义萌芽”论所面对的那些历史事实。“从社会性质出发”的唯物史观,完全可以由此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藩篱,立足于中国历史,做出具有文明互鉴意义的历史动力学解释,形成典范性研究成果,从而彰显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式意义。     

“社会学本土化”的德国经验：“角色之争”及其去美国化效应

在西方先进国家中,德国社会学的发展相对晚进且历程坎坷。德国社会学在20世纪初萌芽之时,就因纳粹的“夺权”而停滞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学科重建阶段又因美国的挟持而陷入了美国化危机。在此危难之时,达伦多夫1958年出版的著作《社会人》,意外引发德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角色”概念的学术争辩,史称“角色之争”。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论战,让德国社会学出现了“通过超美国化以去美国化”与“通过国际化以抵消美国化”的学科发展方向,对德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的去美国化与国际化产生了不小的推动效应。当今中国在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之时,德国社会学极富戏剧性的“复兴”之路,值得参考借鉴。     

圆弧形面阵自适应波束形成快速计算方法

针对圆弧形面阵估计水下目标二维波达方向的问题,提出一种降维处理的自适应波束形成方法。利用圆弧形面阵模型简化阵列内插矩阵的计算,通过垂直和水平两阶段波束加权,降低自适应波束形成维数,从而实现快速估计声源二维波达方向的目的。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改进方法的计算量较传统二维最小方差无失真波束形成方法降低约一个数量级,且在低快拍条件下具有更明显的噪声抑制优势。湖上实验数据处理结果验证,在复杂水声环境下,所提方法具有较好的目标分辨性能。     

单层2H-MoTe2光电效应的理论研究

材料的禁带宽度是影响光电探测器探测范围的重要因素.单层2H-MoTe2因具有合适的禁带宽度引起了科研人员广泛的研究兴趣.本文基于非平衡态格林函数-密度泛函理论,采用第一性原理方法,研究了单层2H-MoTe2的光电效应.结果表明:在线性偏振光照射下,MoTe2产生的光电流函数与唯象理论相吻合;在光子能量范围1.6～1.8...     

N掺杂SnO2材料光电性质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采用全电势线性缀加平面波(full potential linearized augmented plane wave method,简记为FP-LAPW)方法,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第一性原理计算分析N掺杂SnO₂材料,研究了在N替代O原子和N替代Sn原子情况下的电子态密度、电荷密度分布以及光学性质.研究表明N掺杂替代Sn较之N掺杂替代O原子的带隙要宽,都宽于SnO₂的本征带隙,且两种情况下N分别处于负氧化态和正氧化态,其介电函数谱也与带隙对应发生蓝移,从理论上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