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理教学中贯彻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初探

本文立足教学工作,探索如何贯彻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问题,并结合大学物理、物理实验及相关选修课程的设计和教学实践提出了强化学生辩证思维、自主创新、艺术审美以及综合运用等素养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方法.既回答了教改根本方向问题,又对具体教学内容有提示指导价值.     

关于特征值问题有限元方法研究的一个说法

受林群的微积分哲学公式((相对真理)/(绝对真理)=0.9)的启示,总结了近些年来关于特征值问题有限元方法的研究,并发现其背后同样隐藏着该哲学公式,换句话说,所追求的是特征值问题的有限元数值解和真解的零距离,其实就是追求真解的过程,要经多道(即0.9,0.99,0.999,…),再将比例,即(数值解)/(真解),提到1.     

哲学视域下的高等数学“课程思政”

数学作为一门学校教育中历时较长的课程,在培养逻辑思维、规则意识、意志品格等科学素质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其他课程所无法比拟的.多年来,我国的数学教学常常忽视教学体系中蕴藏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哲学元素没有获得足够的挖掘和应有的重视.在“课程思政”理念的引领下,注重哲学视域下的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对于大学的数学教育工作者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意义深远.     

自觉的两种进路—— 中国哲学与汉语哲学的论域

汉语哲学是一个层次丰富、主题众多的论域,而非一个或几个零散的议题,汉语与哲学以学术论域的方式联结在一起,意味着以汉语为基本语言的学术共同体的主动自觉,这样的自觉既是学术性的,更是文化性的。对此的研究尝试从历史和规范性的维度入手理解两种不同的自觉模式。汉语哲学的发展既可以做历史性的梳理,也可以从规范性哲学工作及其语言工具的关系入手理解。通过两种自觉进路的澄清,尝试达到以下基本结论：其一,“合法性情结”指向的不是汉语哲学的规范性,而是它的文化属性。对于汉语哲学的讨论,不能忽视如下的事实,即以汉语为载体的哲学活动或对汉语哲学活动的规范化实际上已经展开,并且在持续进行。其二,汉语哲学要面对的问题是哲学工作及其语言载体之间的互动和关系问题。汉语作为一种自然语言的特殊性是否能够塑造一种独特的哲学,与此同时,遵守严格规范的哲学思考又会给汉语本身的发展和意义体系带来什么变化？简言之,哲学活动推动了汉语的动态发展和衍生,而非对汉语进行了哲学性改造。同时,汉语作为一种哲学语言对哲学思考的规范性及其可能性的扩展带来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回顾与前瞻

美好政治生活的展开与政治实践的良性运转,需要政治哲学的引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为适应新时代政治发展的新要求,需要反观自身的优长与不足,以为人们美好政治生活需要服务。政治哲学的发展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在与现实政治生活的相互作用中获得了较为充分的生长空间,在学科体系、理论话语、价值内核上形成了基本的区分度,并在理解政治实践、把握政治生活、引导政治发展上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总体上还面临着思想资源整合乏力、核心话语缺失、“中国性”特质不彰等短板。借新时代的东风,中国政治学需要在融入中国实践、形成中国知识、推动中国需要上下功夫。     

论中西小说理论的哲学和美学根基

小说研究是当前的国际性课题,但是,小说理论的研究一般以西方的概念为指导,使用诸如摹仿说、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基本不关心非西方的小说理论,甚至视不合西方小说理论的创作方法为缺憾。因此,很有必要从比较的视角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概念性探索,审视其哲学和美学的基础。本文试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从比较的视角关注中西小说的基础性概念问题,从其与哲学的关联之处探索中西小说的美学基础。在将西方小说和中国小说的美学基础予以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小说美学是哲学的诗性表现,在中国传统中,是“道”在语言艺术层面上的诗性表现,在西方传统中是希腊哲学的“理念”及其变体通过摹仿而获得的诗性显现,在两大传统中都是融历史、哲学和诗歌为一体的叙事学存在。     

关系本体论与所与−所识二肢认知—广松涉《存在与意义》解读

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现代思想史有一个从实体主义物象论向关系主义事的世界观的根本性转换。康德、马赫、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是将人们日常经验中的物象错误归基到以关系为第一性的事的世界观,当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科学进展也进一步确证了这种关系存在论。由此,传统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客体”二元构架,就被“显相的所与和意义的所识”“能知的何人与能识的某人”之四肢构造的认知模式所取代。这种新的认识论观念恰恰离我们东方式的整合体知论更近一些。     

现象学视域下友爱的多重地位及其演变—兼论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的现象学效应

相对于注重在纵向神人关系中厘定人类生活方式及其命运的中世纪哲学,以及具有明显意识主体主义形而上学特征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主要涉及横向人类关系的友爱问题,并摆置于显著地位。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三位现象学家在反对意识主体性形而上学以及相应的伦理政治生活之形式主义、规则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及其一般实践哲学的化用、重构、批判或革新,逐渐将友爱重新引入哲学视野,甚至推向哲学思考的中心地带。在相对意义上,三位现象学家友爱之思的具体领域和重心以及相应的友爱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在他们各自的哲思整体中,友爱问题都并不单纯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与存在、生存、语言、真理、时间、伦理和政治等议题错综交织。友爱问题的广泛牵涉性和深厚渗透性,也映现了现象学的一个突出特征与趋势,亦即,在更源初、更深厚的层次上重新思考理论与实践、存在与伦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源始关联和沟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由此走向一种更富前景之现象学的实践哲学。     

于敏的治学风格和哲学智慧

从参加工作之初,就有幸在我国一批杰出的科学家领导下工作,50年来,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在他们当中,于敏先生是一位在我国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脱颖而出的物理学家,他对我国核武器事业和激光高技术事业的突出贡献已有一些记述,虽然由于保密的原因,有些话讲不透彻,但人们已可意识到,那是一种应该以浓重的笔墨载入史册的贡献。     

良知、自然与科学之争：20世纪中国哲学的精神趋向

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关键词,科学、良知、自然各自的推崇者之间既有论争,又彼此吸取,相互塑造,使得三者的意义不断丰富,形成了新的科学观念、良知观念和自然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学院派的中国哲学领域的学者透过良知、自然看科学,使科学不断良知化、自然化;良知则在与科学的论争中逐渐与之和解,而共同压制自然;自然在科学、良知的压制之下,亦不断与二者和解,进而被理解为人道出入之所由。良知、自然与科学之争是“古今中西”之争的具体表现,三者之间的张力也源源不断地拓展与丰富着中国哲学的内涵。三者之争的结果,使可信者可爱,可爱者可信,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困扰中国学人百年之久的“可爱”与“可信”之间的紧张关系,把20世纪中国哲学推向新的境界,也为化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贡献了中国智慧。总结良知、自然与科学之争,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与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亦将裨益于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