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中国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截至目前,我国1．9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约1／3的城市人口暴露在超标的空气环境中。     

地沟油检测的新方法

地沟油——城市下水道里悄悄流淌的垃圾。然而,有淘者对其进行加工,摇身变成餐桌上的“食用油”。这种被称作“地沟油”的三无产品,其主要成分仍然是甘油三酯,却又比真正的食用油多了许多致病、致癌的毒性物质。一旦食用“地沟油”,会破坏人们的白血球和消化道黏膜,引起食物中毒,甚至致癌。所以“地沟油”是严禁用于食用油领域的。近期,地沟油事件越闹越凶,各个检测单位都开始开展了地沟油的检测,由于基质复杂,方法指标众多,成为了检测的难题。     

CFBC混烧城市污泥与煤:N2O和NO的排放

在0.15MWth CFBC试验台上混烧城市污泥与煤,当城市污泥的含水率和混烧率分别变化在30％～60％和25％～100％之间时,可以实现稳定燃烧。分析了炉膛温度和城市污泥混烧率对NO和N_oO生成浓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焚烧氮含量很高的城市污泥过程中,通过适当提高炉膛温度,可以控制N_2O的生成,但是NO的生成浓度主要与混烧率有关。     

本刊编辑部再次忠告:请作者勿将联系地址省略!

某作者只告诉了本编辑部他所在单位的所在城市,未告知街道名称和门牌号数。确实,他单位是该城市鼎鼎有名的大单位,所以编辑部发给他的信每次都能收到,但是后来给他寄样刊时,印刷品却被退回了,邮局在上盖了个戳：地址不详,退!可见,虽然你单位大名鼎鼎,但还并不是邮局人人皆知。“退”!这还是一个好运。     

基于STIRPAT模型的南昌市城市扩张时空动态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南昌市城市空间快速扩展,土地利用格局发生了显著的改变。通过选取1989—2015年间6期遥感影像,运用监督分类法将土地类型进行5类划分,评估各阶段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基于STIRPAT模型分析影响南昌城市扩张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南昌城市建设规模显著扩大,建设用地逐年增加,2015年面积约为1989年的2.3倍。自2000年,南昌市城市扩张速度趋于平缓、扩张强度降低,扩张模式由外延式逐渐转变为填充式。从空间格局上看,南昌市城区仍在不断扩张,但建成区规模趋于稳定并相对集中,城市边界愈加整齐规则。南昌城市中心发生迁移,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了近4268.9 m。从城市扩张驱动力分析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是导致南昌市城市扩张的第一驱动力,除此之外,工业产值比重、人口、国家宏观政策、地理特征和交通也是城市扩张的重要驱动因素。     

宁波市创建最佳人居环境的优势条件及制约瓶颈

界定了最佳人居环境的概念,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探讨了最佳人居环境的内涵.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的社会文明程度、逐步完善的环保法规体系和良好的环境保护工作局面,为宁波市创建最佳人居环境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制约瓶颈也比较突出.通过创建最佳人居环境城市,精心塑造城市个性,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优化城市结构,完善城市功能,全面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将进一步增强宁波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行政共同体”：对城市政府结构化过程的一种解释

“行政共同体”是基于城市政府的结构化过程提出的一种理论解释,它指城市政府内的各级政府是按照相似原则组织起来的机械统一体。在“行政共同体”中,自上而下的“包含关系”与自下而上的“依附关系”是城市政府结构化过程的两个基本关系。在城市政府中,各级“行政共同体”需要同时承担“行政管理”与“意见综合”的双重职责,从而形成了以“命令-协调”为工具的行政管理过程与以“政治整合”为导向的意见综合过程。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政治层面的“级别机制”与“联责机制”为“行政共同体”提供了政治保障。从正面影响上看,“行政共同体”使城市管理体制具有较好的行政弹性。从负面影响来看,“行政共同体”阻碍了城市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有效互动。只有推动“行政共同体”向更加开放的“城市共同体”转变,才能深度推进城市政府职责转变与城市治理水平的提升。     

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研究四十年：从“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新移民”

农民工进入学术视野已约四十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热点。本文采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回顾和梳理过去四十年农民工问题与研究的演变脉络。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工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源于农民工大量出现给城市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让市民和城市管理者感到压力。四十年来,伴随着流动人口和城市化政策的变迁,农民工群体经历了从被视为社会问题的“制造者”到社会发展的“牺牲者”和“城市新移民”的转变;同时,农民工研究也依次经历了“剩余劳动力”视角、“流动人口”视角、“劳工阶级”视角和“城市新移民”视角等四种基本范式的转变。尽管农民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随着中国进入“后世界工厂”时代以及城市化步入中后期,未来的农民工问题及其研究如何发展依然值得期待。     

代际革命与农民的城市权利

基于代际分别和城市权利视角,通过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农二代与农一代经济社会行为特征的革命性变化,可揭示出农二代回不去、也不会回的基本事实。农二代在进入城市、就业与收入、居住、基本保障、社会融入和子女受教育等方面存在困境,因而具有强烈的对城市权利的诉求。如果继续将农二代当作“城市过客”或以他者视角“赐予”他们权利,忽略农民工城市权利的主体性,中国的转型将付出巨大代价,必须真正向农民开放城市权利,重点是农二代的体面居住权和农三代的平等教育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