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规则增量式更新的改进算法

关联规则是数据挖掘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对在事务数据库不变，只对最小支持度和最小可信度进行改变的情况下，针对关联规则的维护问题，设计了一个增量式更新的改进算法AIUA。     

一个了解宇宙的新窗口——分子天体物理学介绍

 现代科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即各个学科之间的交互影响.分子天体物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物理学和化学的基础研究,射电天文学和空间天文学的最新技术成就与天体物理学和天体化学密切配合,相互推动.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形成了一门生气勃勃的新学科.它为天文学提供了一个了解宇宙的新窗口,有力地推动了恒星演化的极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的研究.     

杂技中的力学知识

 中国的杂技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杂技是一门充满神奇和挑战极限的艺术,演员们非凡的技术和高超的表演往往令人惊叹不已,这除了与演员们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熟练的表演技艺之外,还与物理的力学知识有密切关联。下面从4个方面来分析杂技中蕴涵的力学知识。     

基于QUEST定量检测1H MRS大脑代谢物的研究

利用jMRUI时域分析软件模拟先验知识基础集定量检测¹H MRS大脑代谢物. 通过模拟短TE=28 ms的¹H MRS的多种代谢物基础集,经HLSVD奇异值分解滤除残余水峰,将先验知识应用在QUEST算法上对¹H MRS大脑代谢物信号进行定量估计. 结果显示, 基于QUEST能有效获得¹H MRS大脑代谢物的估计浓度. 表明引用先验知识基础集进行¹H MRS定量分析可克服短TE时谱线复杂和波峰重叠峰等问题,极大地提取代谢物的信息.     

第26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中的科学探究问题

  没有探究,就没有科学。科学探究,是指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规律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将科学探究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引入到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处于动态、开放、生动、多元的学习环境中,使学生通过类似科学家的探究过程理解科学概念和科学探究的本质,并培养科学探究能力,从而将学习重心从过分强调知识的传承和积累向知识的探索过程转化,使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向自主学习转化。重视科学探究是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科学探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与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交流与合作等几个要素。科学探究既是物理课程的重要内容,又是重要教学方式;既是学生学习的学习目标,又是物理学习的重要方法。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科学探究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我们发现不仅在近几年的高考物理试题中出现了大量的科学探究问题,而且物理竞赛也用越来越多的试题彰显科学探究的理念。     

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五十周年

《现代物理知识》杂志隶属于中国物理学会,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办,是我国物理学领域的中、高级科普性期刊。     

云计算开源生态知识共享及风险治理的演化博弈研究

云计算开源生态正在逐步形成,促进知识共享、规避开源风险成为开源运营及开源治理的重要目标。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两种治理机制下多方利益相关者(云计算企业、产业联盟以及政府)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关键参数对各方策略及系统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行业自律机制下,违约金和基金会补贴会促进知识共享合作,而产业联盟对于风险的存在则更为敏感。在政府监管机制下,罚款和政府补贴可以帮助参与者平衡风险并促进知识共享合作。研究结果可为云计算开源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论自我知识的构成主义观点

构成主义观点致力于在自然主义的心灵图景中解释自我知识的特殊性与第一人称权威。为此,它主张高阶信念和一阶态度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着构成性的关系。概念论解释试图从认识主体的概念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推理的能力来作出论证。默认权威观点则诉诸日常话语实践的“语法”要求,主张认识主体对自我的态度拥有先天合理的、又可由证据挫败的确信。通过引入“以言行事”的思路,构成主义有希望确立起合理、审慎、有节制的第一人称权威观点。     

汉语言说者如何切入当代西方知识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与儒家“正名论”的混合视角

肇始于“盖蒂尔问题”的当代西方的知识论研究与近代西方的认识论研究不同：前者更聚焦于知识证成之规范性维度,后者更聚焦于知识构成的事实性维度。除了专业的分析哲学专家之外,汉语哲学界对于现代西方知识论（而不是近代西方认识论）的接受度并不高。这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基于英语思维的西方研究者对于“知识”“信念”“证成”等核心概念的理解方式与基于汉语思维的中国读者的理解方式有所不同。不过,我们也不能由此忽略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的两面性：一方面,现代西方知识论的很多典型话题的设置与展开方式的确是受到了“二战”后英语文化的特殊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知识论学者对于信念证成的规范性状态的探究,对于各种非西方文明的合理性对话框架的构建依然具有一定的辐射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的知识论研究者就需要两个中介性步骤,以便将西方知识论的话题设置方式与研究方式中过分偏向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予以过滤：第一,通过人工智能对于信念证成过程的机器复验,来反过来检测西方知识论理论的某些“伪普遍性”（特别是通过对于“框架问题”的揭露来体现西方命题逻辑在处理语义相关性方面所暴露出来的无能）;第二,通过对于以“正名论”为代表的汉语证成方式（以及在其背后起作用的基于词项之基本性的信息加工过程）的现代化重构,为一种能够兼容中西思维并能够为机器复演的可能性敞开自身的新知识论打下基础。这样,我们才能有希望将目前英语世界中流行的知识论研究,真正改造为具有“世界哲学”气息的知识论研究。     

基于“政策关系”的政策知识体系论纲

公共政策知识体系的根本功能在于解释政策与政策效能之间的关系。西方公共政策知识体系构建由于受到联邦制、地方分权制和任期制的约束,选择了以“政策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权力结构”为分析单位,建构了政策阶段论与反阶段论知识体系,主要用来理解和解释某一层级政府或某一个部门的政策形成的原因。这一知识体系虽然有相当好的理解力和解释力,但是不能完全理解和解释中国政策实践。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和干部体制等,政策体系完整,注重政策间关联,厘清政策关系成为中国公共政策解决实践问题的前提。因此,要理解和解释中国公共政策,需要以“政策关系”为研究对象、以“责任结构”为分析单位建构起中国特色的政策知识体系,这应是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