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黄酮抑制 IP6Ks 的3D-QSAR 研究

采用基于R基团搜索技术的Topomer CoMFA建立了14个类黄酮类肌醇六磷酸激酶抑制剂的3D-QSAR模型,研究了类黄酮化合物对肌醇六磷酸激酶(IP6Ks)活性的抑制作用.该模型的主成分数为3,拟合与留一法交互验证的复相关系数以及F检验值分别为q²=0.842,q_st²=0.26;r²=0.965,r_st²=0.12;F=91.519.在此基础上通过Topomer Search进行分子片段筛选,对化合物8,14和6进行重新拼接设计,其预测活性可以分别提高12.76倍、9.27倍和62%.运用Surflex-dock分子对接法研究了实验数据中活性最高的化合物6和活性最低的化合物10与IP6Ks的PDB结构的作用机制,发现并验证了之前所建立的Topomer CoMFA模型构效关系分析研究的结果,进一步阐明了化合物6抑制活性更高的原因.结果表明,在类黄酮分子结构的C(5),C(7)和C(4′)位上,取代基团的大小和静电性质对其抑制活性产生重要的影响.本研究可...     

电场极化调控聚(3-己基噻吩)薄膜润湿性

本文首次采用电场极化技术精确控制共轭聚合物P₃HT薄膜表面的润湿性,通过调节极化条件,成功实现了对P₃HT薄膜表面润湿性的精确控制,薄膜表面水接触角可以实现从疏水性到亲水性的转变.通过光谱学、形貌学及接触角等表征手段,详细研究了电场极化作用下共轭聚合物分子取向聚集形态及作用机理.该工作不但扩展了共轭聚合物薄膜材料的应用范围,也为分子形态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外汇发行、便利发行与中国的货币发行机制

货币发行是央行管理货币流通的基础环节。本文梳理了中国货币发行的典型化事实,对比了外汇发行与便利发行的机理,并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中国货币发行机制的转变情况。结果表明：2014年以后,央行的外汇资产不断下降,央行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以国内资产为信用基础来发行货币,有效地抵补了外汇占款下降的影响,中国的货币发行机制正在从外汇发行转向便利发行。为了确保便利发行机制安全、高效地运行,确立对冲外汇占款的新方案、对可抵押品进行严格的信用评级和完善可抵押品管理框架、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等几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语言与基因：论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

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问题在语言学、考古学等相关领域一直是个具有争议性的重大理论问题。语言和基因演变的相关性,是语言学和分子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之一。本文从理论、方法以及材料的角度,梳理了历史语言学视角下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问题的不同假说,并评述了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及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从跨学科协作角度,结合遗传学、分子人类学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问题的新思考。侗台−南岛语人群的先民可追溯到大陆华南地区,在距今5000−6000年前,开始对外迁移与扩散,其中一支向东迁徙至台湾,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东部后扩散至远大洋洲,产生了早期Lapita文化;另一支向西,经由中南半岛、东南亚岛屿走廊后迁徙至印度尼西亚东部。现今的东南亚诸多族群是以上两组人群与操巴布亚语的土著人群混合而成的。而留在华南地区的演化为侗台语族等,侗台人群又与南下的北方汉族混合形成了南方汉族。     

评麦克道威尔与布兰顿的“经验”之争

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有关经验的观点都源于塞拉斯的伦敦讲座。但前者坚持“经验”在认识论中扮演必不可少的证成角色,而后者则主张“经验”最多只扮演了因果角色,在经验知识图画中不必引入这个概念。虽然伦敦讲座没有明确提及经验的证成角色,仅论证观察报告证成报告内容所表达的经验知识,但是观察报告既可以是言语发声,也可以是兼具命题内容和描述内容的感知经验,两者根本上都是某个思想在某种语境中以某种方式发生在某人身上,经验就此而言扮演证成角色。因此,布兰顿对经验的理解与麦克道威尔的经验概念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矛盾。     

论中国小说文体观念的古今演变

中国小说文体观念从古至今呈现出由一元到二分再到四分的发展过程。古人以笔记小说为小说之正统文体,传奇、演义均被视为变体。至20世纪初,章回体小说地位渐著,形成笔记、章回二分的小说分体模式,这一分体模式在不久之后即被打破。从20世纪20年代起,传奇和话本二体从笔记和章回体中逐渐分离,“笔记、传奇、话本、章回”这一分体模式遂流播渐广,至今不衰。     

民法典无因管理的内外体系与规范呈现

《民法典》无因管理在外部体系层面,作为法定之债统合为准合同并放置于合同编末尾;涵盖符合本人意思或维护公序良俗的正当无因管理、不当无因管理以及紧急救助的特殊无因管理三种子类型,通过适用委托合同规定弥补规范供给的不足。在内部体系层面,旨在平衡“个人私域不受他人侵犯”与“鼓励社会互帮互助”两种价值理念。对于介入他人私域的行为,基于贯彻意思自治、维护公序良俗、弘扬见义勇为三层价值维度赋予合法性与正当性评判,并体现在各方权利义务的具体安排之中。对本人负担的费用偿还、债务偿付以及适当补偿损失的义务以及管理人负担的管理过程中的合理注意、继续管理与通知义务以及管理结束后的报告义务和移交义务都进行了周延规定,是对原本残缺不全的无因管理制度的全面革新。     

宋代司法中的事实认知与法律推理

宋代司法判决重视“明辨是非”,兼具事实求真与价值向善的两种诉求,宋代司法名公在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之划分上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显示了中国本土法学方法的划时代进步。在事实与法律的衔接上,司法名公综合运用了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当裁判规范相对确定的时候,他们在事实与规范的循环互动中实现法律规范对生活事实的涵摄,得出案件事实认定结果,在叠加使用演绎推理方法的基础上做出案件判决。在裁判规范出现查找和证立困境的时候,他们在“法”与“理”的二元互动中谋求妥善的法律解释及法律续造,以平衡法律与社会道德伦理、国家秩序原理的关系,由此显示出了“法理”之自觉。从思维方法与价值体系的角度来看,宋代司法对于事实求真与价值向善的兼顾、在“法”与“理”的二元互动中论证说理,与朱熹理学思想在司法名公中的传播和运用存在着密切关系。     

论古希腊罗马善恶观的生成与理论建构

溯源法是道德发生学的主要方法。用溯源法考察古希腊罗马感性善恶观的源流,可以发现,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生成一种以善恶观念为基本工具的道德判断模式,有了自己的感性善恶观。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将这两种道德观念具体化,对众多行为提出道德判断和评价,进而提出道德训诫,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希腊早期和古典时期哲学家的善恶观表明,理性思维的诞生为希腊伦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历代哲学家不断地对荷马、赫西俄德式的感性善恶观进行理性加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理论形态各异的理性善恶观。理性善恶观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继续扩展和传承,形成内容和结构各异的理性善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