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规则增量式更新的改进算法

关联规则是数据挖掘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对在事务数据库不变，只对最小支持度和最小可信度进行改变的情况下，针对关联规则的维护问题，设计了一个增量式更新的改进算法AIUA。     

高效液相色谱法和硫氰酸钾滴定法检测煤中氯的比较研究

比较了测定煤中氯的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和硫氰酸钾滴定法。以密闭氧弹燃烧或艾氏卡剂熔融分解样品，分别以高效液相色谱法和硫氰酸钾滴定法测定煤中氯，通过对国家标准物质GBW11118、GBW11119、GBW11120分析结果的比较及t检验，表明两方法无显著性差异。     

天然紫杉烷类化合物的核磁共振氢谱特征

在系统分析天然紫杉烷类化合物核磁共振氢谱的基础上，对具有不同骨架类型的天然紫杉烷类二萜化合物的核磁共振氢谱的特征进行了总结, 提供了部分不同类型的紫杉烷类化合物的核磁共振氢谱图. 这些¹H NMR特征对于紫杉烷类化合物的结构确定非常有益.     

深圳城市气溶胶物理光学特性的观测研究

气溶腔是影响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的重要因子,在深圳地区展开气溶胶观测实验,可以获得可靠的光学物理特征,进而有助于准确评估气溶胶在新型超极城市区域的气像和环境效应,本文利用2010年12月至2011年8月太阳光度计、黑碳和浊度计等气溶胶观测资料,分析了新型超级城市深圳地区的气溶胶物理光学特性,深圳地区气溶胶呈明显季节变化,冬、春季由于城市污染性气溶胶的影响,气溶胶光学厚度和Angstrom波长指数都较大,夏季受海盐气溶胶的影响,光学厚度较小Angstrom波长指数也较小,光学厚度与Angstrom波长指数对比表明城市综合性污染是引起深圳气溶胶高光学厚度的主要原因,深圳地区气溶胶的散射系数、吸收系数的平均值(标准偏差)分别为178.7×10-6 m-1 (126.6×10-6m-1和32.5×1O-6m 1 (18.1×10-6m1),均低于珠三角腹地多年观测平均值的二分之一和国内其他大型城市观测值,而单次散射反照率为0.81,与珠三角其他地区得到的结果接近.此外,气溶胶吸收、散射和单次散射反照率呈明显日变化,可能主要受大气边界层变化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社会政策探索

自1921年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辉煌历程。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与时俱进地解决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即民生）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社会政策作为国家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化举措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关注和重视,但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党对社会政策角色的运用会根据时代的特点、具体国情的变化、解决民生方针策略的需要做出调整和改变。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按路径划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党对社会政策角色的运用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党的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前系党为解决民生问题创造政治前提阶段,社会政策被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1921−1949）;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系党为解决民生问题创造经济前提（基础）阶段,社会政策依附经济体制,服务于经济发展（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系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民生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阶段,社会政策相对独立发展,其地位和作用不断强化（1978年至今）。建党百年来党对社会政策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启示,对其加以科学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代际流动性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代际流动性是测度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指标,区域发展不平衡则是中国的客观现实。运用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城市年鉴,可发现中国现阶段代际流动性的三个特征：（1）全国层面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73。（2）代际流动性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及城市差异,沿海、北方的代际流动性明显高于内陆及南方。代际收入弹性最低的省会城市是天津（0.107）,最高的是江西南昌（0.686）;地级市分别是山东莱芜（0.124）和云南丽江（0.76）。（3）具有以下特征的地区具有更高的代际流动性：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高校更多、中小学教育投入更多的地区,非少数民族聚集地,革命老区。从微观机理上分析代际流动性的地区差异,可以为中国区域平衡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基于不同数据和测量的交叉验证

社会学家提出并论证了家庭教养方式存在阶级或阶层差异的理论命题,定量研究虽然不断对此进行跨学科检验,但过多测量的是具体的教养行为而非整体的教养方式。这个问题在国内相关研究中被延续了下来,甚至带来结论性的争议。转向测量类型化的教养方式,使用职业、教育和综合地位作为阶层的三重指标,可以重新检验中国城市社会阶层之间是否存在教养方式的显著区别。经过对上海和全国数据中不同测量方法的交叉验证,得出如下结论：教养方式确实存在阶层之间的差异,经济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越可能采取权威型或民主型教养方式,而非专制型或放任型教养方式。     

理解全球化：基于“经济−社会−政治”体系共生演化视角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波超级全球化席卷全球。当今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陷入困境。应当如何理解当前的全球化困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究竟变在何处？为此,可以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的综合视角,构建“经济−社会−政治”为一体的、动态演化的框架,以理解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深层次矛盾。近一波全球化过程中全球经济力量与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停滞和新兴经济体的赶超,也导致了社会各阶层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发生巨变。全球化中全球经济基础的变化,即全球化中的全球经济力量格局变迁与收入分配恶化将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上层建筑：国家的主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和经济政策领域主导思想的演变,势必影响其对外战略和政策选择,进而影响本国的经济走向乃至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监管技术巨头：技术力量作为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因素之再审视

如何有效规制技术巨头已然成为当前《反垄断法》修订的重要任务。技术力量虽然作为传统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要素,但长期以来呈现被虚置化的客观状态,致使技术巨头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难度增大,技术力量自身的传导效应被显著低估。数字技术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异于以往,其通过平台、数据、算法的数字市场三维结构框架影响生产与交易的全过程。技术与三维结构结合所形成的技术力量极为强大,超越了以控制价格为主的传统市场力量,结合社会与资本力量形成了更牢固的市场固化结构。在判断技术巨头的市场支配地位时,亟需发挥技术力量作为非价格型认定要素的重要作用。应当摒弃虚置技术力量作为市场支配地位认定要素的固有症结,提高技术力量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所占权重,回归结构性视角,妥善防范技术巨头无序扩张。     

创新导向减税与就业结构升级—基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检验

创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如何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向创新主体部门集聚,值得深入探索。基于2018年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升冲击,利用A股上市公司2016−2019年数据,本文研究了创新导向减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比例提升显著提高了企业雇佣劳动力中研究生所占比例,促进了企业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在非公有制企业、主板上市企业中效果更明显。对企业各层次雇佣规模的评估表明,雇佣总量及研究生、本科生雇佣数均有所提高,同时本科以下学历人员并未明显减少,这意味着政策未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高技能劳动力雇佣的增加并不以低技能劳动力的减少为代价。综合来看,政策不但能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还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盈利水平。本文结论为通过实施结构性减税,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