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基于不同数据和测量的交叉验证

社会学家提出并论证了家庭教养方式存在阶级或阶层差异的理论命题,定量研究虽然不断对此进行跨学科检验,但过多测量的是具体的教养行为而非整体的教养方式。这个问题在国内相关研究中被延续了下来,甚至带来结论性的争议。转向测量类型化的教养方式,使用职业、教育和综合地位作为阶层的三重指标,可以重新检验中国城市社会阶层之间是否存在教养方式的显著区别。经过对上海和全国数据中不同测量方法的交叉验证,得出如下结论：教养方式确实存在阶层之间的差异,经济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越可能采取权威型或民主型教养方式,而非专制型或放任型教养方式。     

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

在全球治理危机频现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回归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走势的担忧。本轮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逻辑是：此前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度发展导致国家功能隐退;而当全球治理状况恶化时,国家的重要性再度凸现,成为各国社会谋求自我体系安全的唯一“阀门”,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思潮亦大行其道。从中期看,未来的全球体系重建过程将充满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理性的持续角力,国家与市场的作用都将在“拉锯战”相互影响与重塑。从远期看,新型全球化将是国家与市场关系再平衡的产物,国家仍是兼具服务本民族发展及其外部性的主要工具。国家处理内外发展与治理多重挑战的“灵活度”即为评判其核心竞争力的最终标准。     

掠夺与归还：西方争议性遗产的伦理困境

殖民地文物归还事件引发的争议揭示了去殖民化进程的困境。“归还”被期待生成新的关系伦理,但其认知与行动都基于以所有权为核心的物权伦理,未能关照殖民主义文物占有的神话学经验,遮蔽了物伦理的政治性与异质性;而将物权伦理作为“普世伦理”正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结果。维护物权伦理的物的知识巩固了对文物的祛魅与分裂,使文物即便归还,也仍需“神圣”博物馆赋能,有悖于“恢复原状”的假设。以物为主体/物质化的伦理考察有助于突破物权伦理的普世意识,建立起对普遍困境的反身性思考。作为争议性文化遗产的殖民地文物及其归还事件应作为生产性的实践,激发去殖民化的知识反思。     

屯田余绪中的近世边疆社会嬗变—以1719至1949年间甘肃省金塔县水利事务为中心的研究

以公元1719至1949年间甘肃金塔县水利事务为主线,可以分析这一因屯田而兴起的边疆社会在两百余年间的演化特征。清代屯田时期,金塔县水利事务完全由政府控制,屯田结束后逐渐转向民间自行管理;但政府却出于对边疆地区民众领袖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成见,刻意将士绅集团排斥于水利管理事务之外。民国时期随着外源性水利危机的爆发,向外部“争水”成为决定区域社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政府转而支持士绅阶层积极“争水”,士绅由此控制了全县水利事务。“争水”成功的士绅阶层很快涣散并劣化,致使金塔内部水利逐渐废弛、社会矛盾重重,并非迫切的“对外争水”成为凝聚区域社会的唯一共识。从屯田到争水,金塔社会在近世大多数时间中始终为单一维度社会管制目标所牵引,并未走上繁荣、有序、富于活力的发展之路。这其中涉及政治、环境等复杂因素的交相作用,但自屯田时代所遗留的制度化要素扮演了重要角色。短时期的屯田活动,造就了长时期存在于边疆区域的“屯田社会”,其流风余绪影响至今。     

“资本主义萌芽”论范式问题再反思

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中,“新生命”派、“新思潮”派和“新动力”派大都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各种社会经济层次驳杂混合的格局,商业资本与封建势力之间的对立统一,也是各派的共识。论战诸派均试图以“社会形态说”诠释中国历史,以求达成对“历史整体”的把握,唯物史观从此具有了历史学的“范式”意义。在围绕《红楼梦》时代背景所展开的讨论中,学者们大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滞作用与一定程度上的让步同时并存,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市民群体虽有一定的反抗性和独立性,但更多是一种脆弱性和依附性。后来走出“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吴承明和傅衣凌,在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化理论、结构主义理论解释明清社会时,仍然将生产方式理论融入新的解释;并在传统与现代的多元互动、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等理论框架中,重新解释了“资本主义萌芽”论所面对的那些历史事实。“从社会性质出发”的唯物史观,完全可以由此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藩篱,立足于中国历史,做出具有文明互鉴意义的历史动力学解释,形成典范性研究成果,从而彰显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式意义。     

中国城市职业多样性：事实、演进与政策含义

从城市职业类型分布的角度测算中国城市的职业多样性和趋势,并探讨城市特征对于城市职业多样性的影响,可以为引导城市充分高质量就业提供参考。通过采用改进的赫芬达尔指数、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研究发现,2002−2016年期间中国城市职业多样性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其原因在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金融危机后新经济的出现;同时,城市规模越大、行政等级越高、经济越发达,对应的职业多样性程度越高。研究结论有助于直观了解不同城市的职业分布、产业结构和分工现状,评估城市的人力资源结构和经济发展潜能,进而为不同城市制定产业发展及人力资源规划提供政策建议。     

以DNA为靶点的钌(Ⅱ)配合物的合成、晶体结构和抗肿瘤活性

为开发新型钌(Ru)抗肿瘤药物,以3-甲基-2-噻吩甲醛-4-羟基苯甲酰肼席夫碱配体(L)合成了[Ru(L)(DMSO)2Cl2](1)(DMSO=二甲基亚砜).用X射线单晶衍射法测定了1的晶体结构.配合物1的结构由1个Ru(Ⅱ)中心离子与2个DMSO分子、2个氯离子、1个L配位而成.通过MTT实验分析,1对T24细胞...     

柠檬酸辅助可控制备花状银粒子及其表面增强拉曼散射性能

以抗坏血酸为还原剂,柠檬酸为结构导向剂,一步还原硝酸银,合成了尺寸和形状可调的花状银颗粒.纳米粒子的粒径可在600～1200 nm范围内调整,表面突起可达到10～25 nm.柠檬酸的化学性质在银纳米粒子合成多级花状银结构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改变柠檬酸或抗坏血酸溶液的用量,银结构的各向异性形貌可以很容易地调节...     

作为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基底的高度均匀Au纳米棒的构筑及对福美双的检测

采用种子生长法制备Au纳米棒(GNRs),随后进行组装和煅烧得到单层致密堆积的GNRs薄膜.在煅烧过程中,组装所需有机物在煅烧过程中分解,从而使得GNRs表面具有较高的清洁度.研究中发现,煅烧前后金纳米棒表面的间隙进一步提高,增强了其SERS(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活性.为了研究其SERS活性,选择了2种探针分子以研究其灵...     

Fabrication and Excellen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Well-defined CuO/Graphdiyne Nanostructure

Copper oxide(CuO),due to its low cost,good chemical and physical stability,has recently been given special attention as a potential candidate for antibacterial agents.However,developing novel CuO nanocomposites with improved antibacterial property and unraveling the interface promotion mechanism has been a fundamental challenge for decades.Herein,well-defined CuO/graphdiyne(CuO/GDY)nanostructures with uniformly anchored CuO nanoparticles(ca.4.5 nm)have been fabricated.The CuO/GDY nanostructure exhibited superior E.coli inactivation efficiency,which is nearly 19 times and 7.9 times higher than the bare GDY and commercial CuO,respectively.The improved E.coli inactivation performance was mainly due to the increased reactive O2-species generated by the activation of molecular O2 over CuO/GDY surface.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efficien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well-defined CuO/GDY nanostructures and provide insi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fficient GDY-based antibacterial materi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