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值管理动机下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与利益输送

上市公司的市值受到企业内在价值与外部溢价的双重影响,市值管理情境下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的利益动机及获利方式有待重新认识。聚焦市值管理的治理效应,以市值管理对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意愿的影响为切入点,引入内部资本配置效率,探讨两种认购方式中利益输送行为的存在性及市值管理理念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市值管理对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具有积极影响;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后存在更为严重的资金占用、更高程度的现金分红以及利用资产定价获利的倾向并导致边际资本配置效率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值管理能够制约上述利益输送行为,其治理效应随股权集中度的增加而增强,且民营企业市值管理的制度效率较国企更显著。研究结论通过揭示市值管理机制的效力路径为公司再融资决策及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长期融资性负债、银企关系与R&D投资——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长期融资性负债、银企关系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融资性负债对企业的R&D投资存在约束效应,但当银企关系建立时,长期融资性负债能够促进企业的R&D投资,存在显著的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区分产权性质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长期融资性负债对R&D投资的这种治理效应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融资性负债对于企业的R&D投资具有"双向"影响效应,融资性负债能否发挥对于企业R&D投资的治理作用主要取决于其背后的作用机制。银企关系的存在有助于缓解银企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的企业融资困境,降低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难度,从而增加企业的R&D资源投入量,提高企业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     

产品市场竞争、风险承担与公司投资效率

产品市场竞争是影响公司投资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市场竞争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本文利用2009～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风险承担和公司投资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缓解过度投资和抑制投资不足，从而提升公司投资效率；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支持了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观点；风险承担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提升也具有显著作用。同时，风险承担能够在产品市场竞争和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相关文献研究，而且为上市公司参与市场竞争和政府部门正确认识市场竞争的作用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营运资本与公司综合治理对公司价值影响研究

拓展Faulkender和Wang(2006)模型,引入公司综合治理水平变量,分析了公司综合治理水平和营运资本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运用我国A股市场2008~2013年数据进行实证,证实公司综合治理水平与营运资本对企业价值影响显著;边际营运资本价值小于边际现金价值,企业在现有营运资本水平下增加营运资本投资,将降低企业超额收益率,减少企业投资价值;商业性企业比工业性企业、高治理效率企业比低治理效率企业、受融资约束企业比不受融资约束企业具有更高的边际营运资本价值.     

过度投资与其制约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经理的机会主义引发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西方学者通过考察投资与现金流相关性,研究企业过度投资问题并找到相应经验证据。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05会计年度)数据,研究制造业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以及相关制约机制是否有效。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经理持股、举借债务、大股东性质、现金股利是过度投资行为的有效制约机制;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独立董事并未发挥作用。     

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风险承担和融资约束的视角

为探究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双视角，选取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风险承担在超额商誉与过度投资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即超额商誉会加剧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加剧其过度投资；融资约束在超额商誉与投资不足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超额商誉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加剧其投资不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抑制超额商誉与过度投资间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传导路径和治理措施，也为企业优化投资效率提供了靶向指导。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程度与公司治理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机械、设备和仪表行业的16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04—2006年的数据，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Z指数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作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股改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正相关并不显著，且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Z指数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负相关；股改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正相关，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Z指数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负相关。     

高管纵向关联与企业价值——“隧道效应”还是“监督效应”

高管纵向关联是加剧了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还是增强了对管理层的监督,是公司治理方向的一个重要问题。以2004—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整理了关联高管的详细信息。研究发现,高管纵向关联与企业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高管纵向关联通过加剧大股东掏空发挥了“隧道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高管纵向关联与企业价值的负相关性在非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程度低的企业以及所处地区法律环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并且,存在高管直接纵向关联以及董事长纵向关联的公司往往表现出更低的企业价值。文章丰富了纵向关联高管的研究成果,对于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国有股权、国际化水平和企业绩效的阶段动态对比研究——基于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际化背景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国有股权和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独立样本T检验和二元选择模型证明国有股权和国际化水平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面板数据模型拟合了国际化水平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循环S型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166家企业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国有股权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创业期到创业后期,两者关系从线性下降变为U型关系,国有股权和更多大股东的股权制衡关系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国际化对绩效的影响较为稳定,国际化水平和股权制衡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性逐渐变小.对于43家国有大型企业下属小公司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和企业绩效依然为U型关系,随着大股东数量的增加,股东制衡效应对企业发展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国际化的影响并不显著.     

多个大股东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选取2007～2019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显著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机制检验表明，由于协调成本的存在，导致多个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失效，增加了第一类代理问题，进而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媒体关注度较低、非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地区法律环境较差以及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样本组中，多个大股东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促进作用表现更明显。     

管理层权力、外部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中国股市的证据

以2007-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制度环境,宗教传统,媒体报道三种外部治理机制对上述关系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的增大会引起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上升,且这种关系在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中表现尤为显著.外部治理因素中,媒体报道从整体上显著抑制了管理层权力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制度环境对地方国企管理层权力治理作用表现显著,宗教传统则对民营企业管理层权力治理作用表现显著.文章研究不仅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发现了管理层权力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还进一步验证了制度环境(正式制度),宗教传统(非正式制度),媒体报道三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外部治理机制.     

基于SBM模型的我国省际能源环境效率研究

将SBM模型与四阶段DEA方法结合,研究了我国30个省市地区2004~2012年间省际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同时考察了地区投入与产出松弛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环境约束的影响明显,科学评价能源环境效率必须把环境污染引入全要素能效测度之中;随着时间发展,各省间的效率存在优者愈优、劣者愈劣的两级分化趋势.对松弛量的Tobit回归结果显示:GDP是改善能源环境效率的有利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是其不利因素,技术改进和环境治理对提高效率无显著影响;外部因素差异对能源环境效率有显著地影响,剔除外部因素差异的影响,将使效率能得到有效改善.     

基于GARCH方法研究非效率投资中金融冲击的影响机理

代理理论认为,在动荡和不确定环境下,管理者会做出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为探究金融冲击这个带有不确定色彩的因素,是否会恶化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论文先是使用一个数学模型来说明金融冲击与非效率投资的可能关系,而后以GARCH方法的条件异方差来度量金融冲击的潜变量股市冲击、货币冲击和汇率冲击。最后,实证检验了这三个金融冲击潜变量和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货币冲击和汇率冲击会显著提升非效率投资,而股市冲击能够显著降低非效率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货币冲击和汇率冲击会通过显著增加过度投资来加大非效率投资行为,而股市冲击则通过显著减少投资不足来达到降低非效率投资行为。     

产能配置的市场传导机制与政策效应——来自中国钢铁行业的证据

通过构建两区制的MSVAR模型,探讨不同市场状态下钢铁行业产能配置的市场传导机制及财政支出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产能过剩是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市场传导机制引发的客观结果,这是由市场传导机制的非对称性以及政策的差异性作用导致的。在市场扩张时期,行业需求与财政政策均能促进对投资与产能配置水平的提高,但市场需求的诱导作用要明显强于财政政策的刺激作用;在市场下滑时期,行业需求对投资与产能配置的作用明显减弱,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整作用显著增强,对产能配置的影响不显著。不同市场状态下市场传导机制的非对称性正是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形成且难治理,进而导致供需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上述研究表明,仅通过市场调节机制是无法有效改善经济运行状态的,加强财政政策与市场传导机制的结合才是政府如何改善供给结构和需求变化不匹配问题的关键。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资本运营效率——监管方式的调节作用

提升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是国资国企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管资本”为主的监督制度转型为背景,采用2008~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从股权治理和高管治理的两个方面,探讨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资本运营效率的影响,以及监管方式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清单监管方式和大数据监管方式正向调节了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资本运营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对于协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以提升企业资本运营效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制度和文化感知与煤炭企业愿景认同——基于同煤集团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探讨煤矿企业愿景认同的影响因素,对提高企业凝聚力,实现煤矿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3矿矿工的问卷调查,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企业愿景认同的关键因素.在得出教育程度的高低对愿景认同度具有正向作用,但月收入的高低无显著影响;制度保障对愿景认同度具有正向作用,尤其是工作考核的合理性与选拔人才的公正性对愿景认同的影响显著,但食住保障满意度对愿景认同无显著影响两个结论的同时,进一步认证了"支持型文化对愿景认同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科层型文化影响不显著"研究成果.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72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实践及其对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实现内部可持续管理能够对企业管理供应商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企业管理供应商的行为作为企业外部管理实践对企业的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企业绩效中,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对经济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的外部管理实践能够通过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提高实现最终经济绩效的明显增加。     

税收征管与企业创新:抑制或激励——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构建并测度了2015-2018年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截尾回归模型(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医药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虽逐年递增,但整体水平偏低,纯技术效率是主要成因。地区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存在“激励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通过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且这种激励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及内部控制质量较差、股权集中度较低、独立董事占比较低的企业中。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税收征管与企业创新领域的文献,为政府税收的微观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对于提高税收征管效能,提升医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DEA-Malmquist和Tobit模型的中国物流企业效率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物流企业是我国物流业发展的微观主体,其全要素生产率全面反映了该行业实际的运营效率以及发展趋势.基于我国12家上市物流企业2012-2017年的面板数据,通过DEA—Malmquist法对其运营效率进行测度,并用Tobit模型对关键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物流企业运营效率大多呈上升趋势,其变化主要由技术进步决定,且在2014-2015年间,运营效率显著提高,其后保持基本稳定状态;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高学历人数、企业所在地城市等级对物流企业运营效率有显著正向作用,而企业的组织形式与物流企业运营效率有显著负向作用.基于此,提出加强物流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政府有效引导和加大扶持力度、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发挥企业核心竞争力等对策建议.     

高声誉企业质量数据造假行为演化博弈分析:神户制钢案例

揭示高声誉企业组织蜕化过程中声誉效应缺陷的作用机理,对完善声誉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独特的内含型设计,在神户制钢门前因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质量数据失真风险输出模型,进行动态演化博弈分析并验证.结果表明:组织蜕化过程分为试探、默许、暴露和内控4个阶段;声誉效应依次发挥声誉激励正向效应、声誉激励负向效应、声誉惩罚效应和声誉惩罚与外部监管的叠加效应.在默许阶段,企业声誉随质量数据失真风险输出水平的增大而增大,声誉激励负向作用下低风险、高声誉企业转变为高风险类型.在内控阶段,声誉惩罚与外部监管的叠加作用下,高声誉企业的隐患损失分配系数远大于最优分配系数,促使其蜕化为具有适应性的质量数据造假者.基于理论模型计算信任拐点、不信任拐点和隐患损失最优分配系数,可确定企业的过程能力上限、质量数据失真风险输出水平及隐患损失承担份额,为企业声誉的量化治理提供依据.